东方主义对翻译实践的影响:意志主义对当前教育实践的影响

　　摘 要：在这个多元共生的文话语境中，东方主义让我们重新审视传统的“忠实观”、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的选择和东西方之间除二元对立之外的杂糅状态。 　　关键词：东方主义；归化和异化；忠实观
　　一、东方主义的含义
　　东方主义源于萨义德的《东方学》，是他的理论体系核心。在萨义德看来，东方学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欧美国家学术机构中的，以教授东方、书写东方或研究东方人为目的的一门包括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和语言学的学科。萨义德认为东方和西方都是人为建构的，他关心的问题是东西方之间的权力关系。
　　二、东方主义对翻译实践的影响
　　1.归化和异化的选择
　　根据“边缘”与“中心”的二元对立学说，处于“中心”地位的文化会操纵边缘文化。因此，为了凸显以“西方为中心”、东方为“他者”的文明优势，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会对文本加以改造。
　　若源语比译入语文化地位高，翻译时译文往往带有翻译腔（translationese），即强势国家的译者对处于弱势国家的作品进行翻译时采用异化翻译策略（斯皮瓦克）。即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其结果是抹煞第三世界国家的语言及文化身份与差异，这反映的是西方的白人意识和地缘政治产生的优越感，因此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应该避免“翻译腔”，采用归化翻译策略。
　　若源语比译入语的文化地位低，译者倾向于采取归化的策略，以维护译入语的稳定性与纯洁性。因为此时译者更强调译文的可接受性。我们必须承认，翻译不论是在选材还是在翻译策略上都与文化存在密切的联系。但是翻译选材与翻译策略的选定并不完全取决于两种语言间的相对地位，它们还受到很多其他因素（如意识形态等）的影响。因而文化地位对翻译的影响不是绝对的。
　　2.对“忠实观”的新理解
　　由于后殖民语境下翻译是一个权力的斗争场所，因此为了实现这一政治目标，翻译标准即“对谁忠实”产生了新的理解。
　　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早就说过：“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马祖毅，1998 ：377 ） 其中“信”即忠实，译文对原文的忠实。而东方主义乃至整个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译者们要求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严复的“信”。按以前的忠实标准，将东方弱势文化翻译成西方强势文化时，译文（西方）就必须忠实于原文（东方）。这与西方的“民族中心主义”背道而驰，颠覆西方这个“中心”，矛盾就诞生了。难道传统翻译观是错误的（至少不是普遍适用的）？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把这种忠实理解为处于“边缘”的语言对 “中心”地位的语言的忠实呢？
　　我们重新来解读严复的翻译观吧！严复提出“信达雅”的时候，中国正处于译介强国作品的时期。相对而言，当时中国相对比较落后，而西方强国文化处于“中心”地位，因此，译者必须“忠实”。严复提出“信达雅”的初衷我们不得而知，所以各种解释只要能自圆其说，似乎都是合理的。否则，东方人就会患失语症。因为西方具有话语的主动权和文化输出权。在东方主义语境下，我们传统的忠实观需要重新解读。
　　3.关于杂合与第三空间的研究
　　后殖民反对宗主国与殖民地、强势与弱势等二元对立，后殖民翻译批评者反对原文与译文之间的二元对立，寻求一种第三种状态，即第三空间与杂合。
　　著名后殖民学者霍米?巴巴将巴赫金的“杂合”概念引入后殖民研究，杂合就是“不同语言和文化相互交流、碰撞，最后形成的具有多种语言文化特点但又独具特色的混合体”。（韩子满，2002：55）总之有语言文化的交流和影响就会有杂合的现象。
　　其实东方主义的后殖民话语表述并不统一，萨义德批判的纯学术、纯科学的东方主义将东西方视为二元对立的两极，迎合霸权主义关于世界政治格局和意识形态冲突的理论预设，为他们征服东方的野心提供理论依据。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则旨在建立一种新型的东西方关系，消解中心与边缘的对立；最主要的目的是消除西方对东方的曲解和误读，使西方尊重东方文化的民族身份、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差异，让西方看到一个“真实的” 东方，最终建立文化间平等交流。
　　学者们发现翻译可以产生杂合，而且它还有积极的意义，因为“在殖民和后殖民情境中，由翻译释放出来的杂合的确可以超越霸权主义的价值观，使这些价值观受各种地方变体的影响，在目标文化的语言和文化系统中引起变化”。（李新云，2008：67）从某种意义上说，“杂合”又意味着对原有文化的优化与超越。在殖民和后殖民语境下，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导致了“杂合”的形成，殖民地文化在语言、文学和文化多个层面都表现出“杂合”的特征。（李新云，2008：67）
　　为摆脱二元对立，我们的目光从只注重内部研究转向了对外部语境的观照，引导翻译研究走向一种开放式的研究范式。像萨义德、斯皮瓦克等这样的香蕉人，他们是第一世界文化圈中的白领或教授，处于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中间夹层，在东西冲突中处境尴尬，他们在西方处于失语的状态，但在面临东方时又具有西方人的优越感。( 朱立元，2002：417)萨义德指出，我们应该消除对东方的误读，超越那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东西文化冲突模式，走向新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第三条道路。
　　译本中，文化差异的融入、重构必然是文本呈现出混杂的特点。事实上，混杂之处就是文化异质性融入的痕迹。或许，对混杂的研究应该是对文化流失、变形、增生等的考察、揭示和解释。
　　三、结论
　　对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问题的阐述可以为翻译研究提供很多有益的借鉴，我们对其研究领域和策略进行反思，开拓我国翻译研究的新视野，获得很多方法论方面的启迪。
　　参考文献：
　　[1] 爱德华?萨义德. 东方学[M]. 王宇根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
　　[2] 韩子满. 文学翻译与杂合[J]. 中国翻译, 2002. (2): 55.
　　[3] 李新云. “第三空间”的构建——论后殖民理论对中国翻译研究的启示[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008.（5）：67.
　　[4] 马祖毅. 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8.
　　[5] 朱立元.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417.
　　作者简介：刘洪丽（1988--），女，山东曹县人，四川外语学院翻译学院2010级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