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意象、音乐的视角浅谈_互文性视角下“索多玛”意象的演变

　　摘　要：本文从互文性视角出发，探讨《圣经》中“索多玛”意象在萨德侯爵的小说《索多玛120天或放纵学校》及帕索里尼的电影《萨罗或索多玛120天》中的演变，以呈现这一意象在三个文本中形成的积极的对话关系。
　　关键词：互文性；索多玛意象；《圣经》
　　引　言
　　法国当代文艺理论家克里斯蒂娃(Kristiva)基于前苏联文论家巴赫金(Bakhtin)的对话概念及复调理论，于1966年提出互文性(intertexuality)的概念。互文性又被称为文本间性，涉及当代西方文学艺术中诸如文学的意义生成问题、文本的阅读与阐释问题、文本与文化表意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批评家的地位问题等。互文性理论在以保罗·德·曼为代表的美国耶鲁学派解构主义的批评理论中趋于成熟，并被广泛地运用到文学批评实践中。具体而言，互文性包括直接引用和间接引用；母题、原型、典故、套语及同一文本在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和不同艺术门类及传播媒体间的改编；两个文本分享共同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叙事结构等。[1] (P116-117)
　　索多玛(Sodom,亦译为所多玛)这一典故最早出现在《圣经·创世纪》中，之后被大量文学文艺作品引用，如哈德曼·谢德尔的《纽伦堡编年史》、班扬的《天路历程》、麦尔维尔的《白鲸》、约翰·马丁的《所多玛与蛾摩拉的毁灭》、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斯列马茨的《二神父》以及王蒙的《十字架上》等。 [2](P390-393)将这一典故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当属法国萨德侯爵的小说《索多玛120天或放纵学校》以及意大利导演帕索里尼的影片《萨罗或索多玛120天》。本文运用互文性理论来解读这两部作品对原文本《圣经》中“索多玛”意象的阐释，在探究这一意象演变的同时，分析它在三个文本中形成的积极的对话关系。
　　一、《圣经》中的“索多玛”意象
　　《圣经·创世纪》记载，罗得与亚伯拉罕分离后，因贪恋俗世的享受，选择了约旦河平原上滋润的城邑索多玛。[3](Genesis13:10-13) 但是，索多玛和蛾摩拉两城的居民把“顺性的益处变为逆性的益处”，罪孽声闻于耶和华。耶和华便派两位天使去探明真相。因为亚伯拉罕的请求，神答应救出罗得。天使进城来到罗得家，受到盛情款待。到了晚上，索多玛城里的老老少少包围了罗得的房子，让他把客人交出来任他们为所欲为。任凭罗得百般恳求，甚至愿意以自己还是处女的两个女儿代之，他们都不答应。天使们乘着黑夜带罗得一家逃出城。天亮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降与索多玛与蛾摩拉，把那些城邑和平原以及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3](Genesis 18: 20-19: 28)
　　此后，索多玛的典故多次在《圣经》中出现，警示人们不能一味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否则将受到永久的刑罚。从此，索多玛这个典故被赋予了独特的意象，喻示罪恶、淫乱、不义等意。英语中的sodomy、sodomite等词均出于此。[4] (P279)
　　二、萨德侯爵、《索多玛120天或放纵学校》与“索多玛”意象
　　1785年，法国的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在巴士底狱中开始创作极具颠覆性的哥特式小说《索多玛120天或放纵学校》(Les 120 journées de Sodome ou l""école du libertinage)。这部未完成的手稿在巴士底狱被攻陷时曾一度丢失，被保存下来的内容仅为残本。萨德小说对社会问题和政治的深刻洞察力，确立了他在大革命前法国文坛的地位。
　　小说中的时间约为三十年战争前后(1618-1648)，地点为瑞士偏僻的西林城堡。小说描述了从头年11月至次年2月、历时4个月共120天的故事。又因其借喻了《圣经》中因“逆性的益处”而声闻于上帝的索多玛典故，所以小说得名于《索多玛120天》。因此，两个文本形成了肯定的互文关系。书中的四位主人公为公爵、主教、总统、银行家，代表法国封建制度下的四根支柱。他们趁着三十年战争带来的混乱局面，滥用职权、纵情声色，**了12-15岁的年轻男女各8人。四个权贵将这些年轻人、妓女、仆人、随从、厨师、他们的亲生女儿，连同他们自己在内，锁在这座冰冷的中世纪城堡中长达四个月之久。四位中年妓女每人每天给他们讲述5个淫秽故事，在120天内总共讲述了六百种从“简单”到“血腥”的激情。每天听完故事后，他们就在年轻的受虐者、其他两性随从及自己的亲生女儿身上施行种种变态的行为。小说中大部分的人物随着暴力情节的加深而被残忍地折磨致死。[5]
　　1774-1775年，萨德本人在拉斯科特城堡那段荒淫的生活为小说的诞生提供了真实的素材。当时，侯爵夫妇把女仆、男秘书连同他们在内的20个人在偏僻的拉斯科特城堡关了整整一冬。包括萨德的妻子在内的所有人都成为他泄欲的工具。而这个与外界隔绝的监狱般的城堡也成为纵欲王国的象征。王国的核心便是萨德，场景、角色、姿势的变换均由他决定。这场淫乱持续不到一个半月就被终止。萨德被女仆们的父母以“拐骗、诱奸”的罪名告上法庭。[6] (P333)可以说，小说延续了萨德在拉斯科特城堡未完结的性狂欢，使他的理想与现实融为一体。
　　正如克里斯蒂娃所说，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代表萨德色情王国的拉斯科特城堡、小说中的西林城堡均与“索多玛”意象相互指涉，处于交叉和转化之中，积极促进了该意象的演变。偏僻的城堡喻示着与世隔绝，因此身陷其中的受虐者们是无助的。这恰好影射了《圣经》中身处索多玛城的义人罗得。无论是虚幻的西林城堡，还是真实的拉斯科特城堡，均成为萨德侯爵拷问人性、抨击社会的一个有力指涉。
　　萨德被囚的巴士底狱也与“索多玛”意象形成同构关系。他因涉嫌多起性虐丑闻被监禁，狱中枯燥的生活使他开始文学创作。他的作品因亵渎上帝、丑化教会而屡遭查禁。巴士底狱象征着强大的宗教势力，从四面八方向萨德施压。但他坚信正是宗教的黑暗导致了法国社会的腐败。萨德为了让读者接受他的哲理，采用了最具颠覆的手段，描写性变态和暴力。不过，小说中呈现的思想观点、哲理见解超越了这些裸露的描写。其文字描述与黑暗腐朽的社会、暴行丛生的现实相结合，转而对之进行犀利的抨击。他假权贵之口宣讲自己的观点，一种与霍布斯哲学相近的观点，即人与人关系是狼与狼关系的哲学，以及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哲学。[5](P4)他认为，施虐者用财富和法律作为伤害受虐者的保证，而阶级的局限性却使受虐者们通过邀功来获得权贵的奖赏。在对“索多玛”这一意象的塑造上，不难看出萨德对《圣经》中索多玛典故的改造、深化, 以及他在创新这个意象时显露出来的针砭时弊的创作意图，于是小说又出现一种否定的互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