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祖籍，没有故乡的人|故乡和祖籍的区别

　　我常常这样问自己：你有故乡吗？ 　　我也常常跟人说，我属于那样一种人：有祖籍，而没故乡。 　　粗粗一听，这话似乎有悖常理。一个人怎么可能有祖籍而没故乡呢？祖籍地，不就是你的故乡吗？
　　是的，按习俗，按传统，每一个人都会有个“祖籍”。按理说，那“祖籍地”就是人的“故乡”。循此理推断，唯一的结论就是：没有人是没有故乡的。但在我的感觉里，我还是觉得自己没有故乡。
　　先说被称作“祖籍地”的那个小镇，记忆中，只是在很小很小的时候，不知因了什么事，也忘了是跟着谁，去过那么一回，能留在记忆中的也只是一片陈旧的瓦房，一条清寂破碎的老街和老坟上（或老宅上？）几棵并不苍劲的松柏（或枇杷树？）。
　　我没能诞生在“祖籍地”，后来也没在那儿生活过，这是造成我“故乡观念”淡漠的根本原因。这和当年时代的动荡和整个国家遭遇的战乱有关。父亲作为祖籍地乡镇上第一批接受现代西洋化教育的年轻人，第一批不安于故土的封闭落后、而“志在四方”的年轻人，一直漂泊在外，再也没回过小镇上的老宅。故乡观念的淡漠，应该始于他那一代人。后由于逃避日本鬼子造成的战乱，他和年轻的母亲最终把我生在了离祖籍地几千公里外的昆明，就最后注定了我这一生跟“故乡”的“疏远”。抗战胜利后，极幼小的我随父母在上海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来我们全家曾随同祖父母，又在苏北一个小县城里生活，度过了我多舛的儿时。那儿离祖籍地虽然只有几十里路，但我始终没有回去过。苏北那个破旧的小县城里发生的许多事情，的确给我留下过极为深刻、也极为鲜活的印象，但要把它算作“故乡”，依然是有些勉强的。再后来，父亲病故，母亲不得不再度到上海谋生，全家便都跟着落户上海，少年的我有幸也成了“上海人”。但后来的我，又由于时代风云的裹挟，几进几出上海城……
　　青春年华啊，那种充满理想色彩的狂热，那种完全不计人生后果的追求，那种几近出生入死式的煎熬和磨炼，以及到头来以一种极悲情的方式，造就一次历史性的大撤退大“溃败”大变换和随之而来的大彻大悟……现在，我和我自己的家虽然落户在北京，但母亲依然在上海。按国内一向的政策规定，儿随母落户，我似乎仍可以算作是“上海人”。但要真的把上海算作自己的故乡，可能会让祖籍的乡里人笑掉大牙，说我都临老了，却又“嫌贫爱富”起来……
　　那么，权宜之下，我能不能把北京拉来当做自己的“故乡”？再怎么说，满打满算，我拿到北京户口，入籍北京，也已经整整三十年了。两个儿子都在此地长大成人。自己的事业也是在此地铺陈结果。展望今后，大概也必将终老于此，埋骨于此乡……
　　这个想法，当然也是不行的。于情于理于制都说不过去，就是从我自己的内心来说，也通不过。不知道为什么，三十年了，我总是觉得，自己在北京这地方始终只能算一个“客居者”，所作所为，无非是借此方一块宝地，稍稍地做了几件自己想做的事而已。来也匆匆，有朝一日，去也会匆匆，不会留下什么特别的念想……于是静下心来这么一想，心还真哆嗦了一下：难道我这人真成了那种有祖籍，却没故乡的人了？但哆嗦之余再往大处和远处想，倒也踏实下来。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一百年里，由于时代的缘故，不是造就了一大批像我这样“有祖籍，没故乡”的人吗？社会的动荡使他们不甘于老死故土，时代的风云又召唤他们沉浮于八界。从内心来说，他们也恋故土，却志在四方；他们也恋亲情，却不拘囿于一己之私情；他们所存活的那一个世纪，恰是中国这块土地上发生极度动荡和天翻地覆变化的年代。正是这种动荡和变化的召唤，使他们这伙人无法安生于某一处，去滋生和积攒那既定的乡土情。他们这些人像一支被时代风云统帅的“大军”，激动于“以天下为己任”的大旗，时而席卷东去，时而挥戈西向，长嚎当歌，长歌当哭，要求自己不计一地一时之得失（实际上也无法计一地一时之得失），只问终极目标在哪里，甚至都不顾途中“落马”的战友有多少，“中箭”的同盟者又有几何，也不问自己何时会落马和中箭，更不问路途的遥远和泥泞，不顾自己一度的无知和狂躁，只朝着认定的方向亦步亦趋……
　　他们薄情吗？他们矫情吗？他们失常吗？
　　但他们可能会常常无颜以对自己的故乡和亲人……
　　想到这里，我倒也觉得可以自慰和自豪的了。
　　（曹龙彬荐自2007年8月6日《今晚报》插图：李细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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