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美国陆军还有多少个师_美国陆军数字化１０年回眸

　　由于武器装备体系的差异，陆军的数字化比海、空军要困难得多。美国陆军却“笨鸟先飞”，于1994年在全球率先提出战场数字化计划。当时，近期目标是为战术部队建立“21世纪部队旅及旅以下作战指挥系统”(FBCB2)和战术互联网，最终目标是在10年后完成全陆军的数字化。岁月易逝，如今10年已经过去。这10年中，美国为首在科索沃、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了3次局部战争。美陆军在前两次战争使用了部分数字化装备；后一次战争中，第一个数字化师一一第4机械化步兵师直接参战。如果说“纸上得来终觉浅”这句古语也适用于对数字化的认识，那么，3次战争的实践提供了相当充分的依据，使我们能对席卷美国陆军的数字化浪潮得出较为全面的再认识，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美陆军数字化的10年历程
　　
　　先回顾一下10年来美国陆军数字化的历程。首先是制定数字化总体规划，成立陆军数字化办公室。1994～ 2001年举行了数字化重型部队营、旅、师、军和数字化轻型部队的多次演习。 1998年公布数字化重型师的新编制。在数字化装备的采办方面，对主战武器（如坦克和直升机）进行数字化改造。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为适应数字化计划的要求，陆军从1994年起对C4I体系结构进行了大规模调整，把“全球指挥控制系统陆军部分”(GCCS-A)、“陆军战术指挥控制系统”(ATCCS)和FBCB2等三个不同时期开发的C3I系统整合成一个三级式的一体化“陆军作战指挥系统”(ABCS)。ABCS是地面部队数字化的基石，也是10年来陆军数字化的主要成果。同时，为了把士兵融人数字化战场，开始研制“陆地勇士”士兵系统。而在2000年建成的第一个数字化师无疑是这10年中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下面将要谈及的美陆军“数字化”，是包括数字化战场、数字化部队和数宇化士兵的宽泛概念。
　　这10年，美陆军还推出了一系列其他计划。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前陆军参谋长新关上将于1999年提出要把陆军建成目标部队，并下大力气为目标部队开发“未来战斗系统”(FCS)；在编制方面建立过渡旅战斗队和“斯特赖克”旅。这些计划和数字化计划关系如何？它们的出台是否意味着陆军不再搞原来意义的数字化？一时间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数字化本来就是陆军军种利益的产物，断言它不会是陆军发展的趋势，也不会成为其他国家参照的样板；甚至有人尖锐地提出了“数字化何去何从”的疑问。
　　事实究竟如何？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数字化的目的。美军不会为数字化而数字化，搞数字化是为了建立信息优势，打赢高科技条件卞的信息化战争。因此，数字化又被定义为“建立信息优势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审视美军一系列新计划，可以看出，无论是目标部队还是行动单位(UA)都没有偏离根本宗旨，都要以数字化为基础才能实现。例如，新关时期的陆军决意研发“斯特赖克”轻装甲车，起因固然是陆军重型部队在科索沃部署迟缓吃了亏，但深层原因还是企图用信息优势取代装甲优势，因此强调“斯特赖克”车也要装备FBCB2等系统。还有“未来战斗系统”、尽管包括十几种有人和无人作战平台，但最重要的还是依靠数字化的C4ISR系统实现跨平台联网，使平台之间能及时、可靠、方便地交换和共享信息，实施以网络为中心的作战。为此，陆军决定为目标部队设计一个规模较小的可以按需组装的“陆军作战指挥系统”。
　　另一方面，数字化初期的确有些问题考虑不周（如没有给战术互联网设计卫星接口）；有些技术已经过时，不能满足实战要求。凡此种种都需要时间来解决，美陆军因此推迟了第一个数字化军的部署时间。但数字化装备在阿、伊战争中体现出的效能，又促使陆军下决定加速部署数字化的核心能力――“陆军作战指挥系统”的标准版本。 　综上所述，可以断言，只要“建立信息优势”这一根本宗旨不变，数字化的地位和作用就毋庸置疑。一些有关的新计划不是要取消数字化，而是对数字化的完善和发展。几年以后，美军也许不会再把数字化计划挂在嘴边，但这10年数字化的成果必将成为美军向21世纪信息化部队转型的铺路石。
　　
　　美陆军数字化产生的影响
　　　 10年来，美陆军数字化计划对其他军种和西方国家的军队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美军内部，1996年公布的《2010年联合构想》提出通过数字化建立信息优势、支持三军联合作战，从而把数字化推广到全军。事实上，陆军数字化计划出台后，其他军种也推出了类似的计划。空军提出了全球打击作战方式，开始实施多传感器指挥控制飞机(MC2A)和指挥控制星座(C2C)等计划，并大力改进和开发战术数据链路；海军提出了网络中心战理论，研制了“协同作战能力”(CEC)系统、海军／陆战队内联网，目前又在开发“力量网”(FORCEnet)。海军陆战队在阿富汗战争中首次实现了“完全数字化配置”。 　数字化计划对外军的影响也非泛泛。由于与美国国情、军情相似，再加上美军的积极推广，西方军队的数字化计划与美军如出一辙。这也正是美军所期望的――美军提出数字化计划的初衷之一，就是通过数字化实现与北约盟军 C4I系统的互通。早在1994年，时任陆军参谋长的沙利文上将就曾致信欧共体国家，力邀他们参与数字化计划。1995年，在英、法、德等国支持下，美陆军制定了国际数字化策略，决定实施：①战场互通计划，解决四国陆军营和营以下C2系统的互通问题；②四国互通计划，解决四国旅和旅以上C2系统的互通问题；此外，还有陆军战术指挥控制信息系统计划、四国战斗识别计划和美陆军与加拿大陆军通信互通计划等。前两项计划后来合并为多国互通计划，现有美、英、法、德、意、加六国参加，还有澳大利亚、比利时、荷兰、丹麦、西班牙、奥地利和土耳其七国以观察员身份参加。2001年六个参与国国内分别建立了互相连接的指挥所，2002年又制定了多国互通接口的部署计划。上述西方国家大都还有本国的数字化计划。
　　例如，英国陆军的数字化计划分 1998～2002年、2002～2008年、2008～ 2014年三期实现。第一期已为陆军编队指挥部建成了一个纵向的数字化C2系统――“陆军战术计算系统”(AtacCS)，它以增强型北约盟军快反部队信息系统(EIARRCIS)为基础。再就是实施了为武器平台提供数字化能力的“战斗群数字化能力发展计划” (BDCDP)。英军数字化目前处在第二阶段，已部署了“弓箭手”战术通信系统，还将建成师、旅级的“编队战斗管理系统”(FBMS)取代“陆军战术计算系统”，以及建成旅到排级的“战斗群战斗管理系统”(BGBMS)。英军数字化计划明显地效法美军，但由于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的制约而有所“节制”。在英军的“联合作战空间数字化”(JBD)倡议中，“数字化”一词指的是战斗空间多个信息系统的整合，目的是提供战斗空间清晰准确的图像、增强部队的作战效能。这与美军通过数字化建立信息优势、决策优势以至全谱优势，在程度上还是有差距的。其他西方国家也以美军为样板，数字化计划与美、英大同小异。 　　此外，近年来，台湾地区的“扁家军”也在亦步亦趋地仿照美军搞数字化。台湾“国防部”的“数字化战场系统”，从外形到结构都是对美军系统的“拷贝”，甚至操作手册都是英文的。最近，台湾“陆军总部”还决定效法美军第4机械化步兵师建设数字化战车旅。凡此种种动向值得我们关注。
　　
　　从实战看数字化的得失
　　　 数字化受到如此青睐，致使它在实战中的表现也成为各国军方关注的焦点。从上文所述三场战争看，数字化的确能提供前所未有的态势感知能力，从而加速决策过程、提高指挥效率、强化说，数字技术使战场实现了一体化和网的联系是不间断的、实时或近实时的，彼此间能及时共享信息，战场态势感知能力得到空前的提高。纵使战场态势瞬场动向，掌握战争主动权。
　　阿富汗战争中，美军无人机的战场侦察图像能连续传回美国本土佛罗里达州坦帕的中央司令部，该司令部通过卫星与在科威特的前指和在乌兹别克的指挥部联网，使这三个指挥部同时拥有顶级的态势感知能力。而在战场上空，无人机首次把流式图像直接传给AC-130等空中平台，加上地面特种兵通过卫星电话报告的情况，执行火力支援任务的战机可以在几分钟内对目标发起精确打击。同样，战机之间借助数据链也能共享信息，只要一架战机发现目标，编队里的每架战机就都能在自己的显示屏上看到同一图像，从而成数量级地提高了战机的作战效能。又如空战中，传统的做法要求飞机在起飞前制定和输入空中任务指令。但是阿战中，往往是飞机起飞后才向它们下达目标清单，把制定任务的周期从海湾战争时的以天计缩短到以分钟计。 　在伊拉克战争中，设在原萨达姆官邸里的美第4步兵师总部内，基本看不到插满小旗的地图，也没有摆满坦克模型的沙盘，取而代之的是“陆军作战指挥系统”的3个大屏幕和一批小显示屏。指挥官依据屏幕上的最新战场图像和情报指挥战斗，可以在一两小时内制定出复杂的突袭计划，调动数以百计的兵力和各种作战装备，并把命令直接下达给部队。据称，正是这种快速的决策和行动能力，使第四步兵师能根据人力情报不失时机地抓获了萨达姆。伊战中，美陆军第3、第4步兵师和部分陆战队以及英国陆军的战车都装备了FBCB2。美英联军的地面部队能从显示屏上知悉彼此位置、共享地面作战态势、获悉发给的电子信息，并在能见度很低的沙暴中依靠数字地图进行机动。士兵也可以成为战场网络中的节点，通过 FBCB2把收集到的情报向上馈送给通用作战态势图，用以增强整个部队的态势感知能力。 FBCB2已经过战火洗礼，作为美陆军数字化的闪亮“招牌”而蜚声全球军界。 　然而，在实战中，数字化也暴露出若干问题。主要是：　 （1）信息过多，分析困难。在数字化战场上，由于情报、监视、侦察(ISR)能力的增强、提供信息的增多，使信息转化成有用情报的处理和分析工作工作量激增。情报分析是指挥官和参谋人员对敌方意图进行主观评估的过程，必须依靠经验、智慧、洞察力和判断力来完成，是任何技术和系统代替不了的。而过多的信息会使参谋人员在进行处理和分析时头绪繁多，再加上作战程序复杂、系统互通性差，会延缓决策周期、贻误战机。这正是阿战初期美军几次打击塔利班分子未果的重要原因。 　（2）设备复杂，机动性差。以“陆军作战指挥系统”为例。它包括11个主要的子系统，至少要配备11个显示屏。再加上操作人员和参谋人员，以及电源、缆线和空调设备，数字化的作战中心将比普通作战中心庞大很多。美军经过演习后得出结论，转移旅和师的作战中心及师部，平均分别需要5、6～8和10～12小时。这使得美军在伊拉克境内长驱直入时，战术作战中心的开设和关闭拖了大部队推进的后腿，尤其是重要通信系统因开设缓慢而倍受指责。
　　（3）越级指挥窒息主动性。数字化将为高级指挥官提供更多的战场信息，使他们倾向于做出更多的决定；而在传统上，这些决定本是由战术级指挥官做出的。从科威特到伊拉克，美军高级指挥官通过数字化系统直接与飞机机长通信、更改目标清单，甚至对攻击方式和选用武器指手画脚。这样固然加快了决策过程，使指挥结构扁平化；但无疑削弱了下级指挥官的相机行动权，窒息了他们的主动性。在空战中，常规的目标确定过程往往遭到忽视。其他军种也或多或少存在类似问题。
　　几次战争中暴露出的问题还有：数字化技术还未达到所期待的水平，如“斯特赖克”战车还达不到“用信息技术替代装甲”的程度；有些系统性能过时，如移动用户设备通信系统；通信系统是数字化战场最脆弱的一环；专业士兵的训练与补充较为困难等。不过，最大的问题是数字化不适用于非对称战争。
　　自美军在伊拉克的主要军事行动结束后，反美武装向美军发起了一场非对称战争。他们藏匿于平民中间，或以清真寺做掩护，使用步枪、火箭筒、迫击炮和汽车炸弹等简陋武器袭击美军，使美军防不胜防。与战争初期的情况相反，美军空有许多先进技术装备却发现不了敌人，而反美武装分子却清楚美军的位置、掌握美军的行动。结果是战争主动权易手，数字化无用武之地。这似乎印证了军事学术界的一种观点，即“依赖技术的军队面对非对称进攻是脆弱的，其组织结构也不适合打低烈度战争”；使人有理由怀疑《2010年联合构想》中提出的“数字化将使美军在任何级别的冲突中获胜”说法的正确性。
　　数字化作为目前西方国家军队建设和转型的一项重要举措，以及21世纪新军事革命的重要内容，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为了在未来的数字化战场上打赢一场信息化战争，我们对数字化的认识不能只停留在肤浅的层面和人云亦云的阶段。数字化不是万能的（当然，没有数字化是万万不能的），信息化也不是赢得战争的惟一手段。对于有准备的军队，任何先进技术都有其脆弱性和可乘之机；发现和抓住这样的机会，就有可能以劣势装备战胜敌人。在美国欧文堡国家训练中心进行的多次演习中，对抗部队正是这样“敲打”数字化部队的。米舍洛维奇和萨达姆也企图这样做，虽然失败了却给世人留下一些可资借鉴的教训。《现代军事》愿意就数字化问题组织一次讨论吗？本文愿意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