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后13年：1987-2000] 1987年属兔是什么命

　　青年朋友们，新年的钟声一响，你是否意识到本世纪仅剩下最后13年了？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13年该是多么短暂的一瞬。在这13年间，我们中华民族的子孙将以怎样的风姿和业绩，告慰于先人，昭示于世界？你有着什么样的展望和期待，又将如何脚踏实地付之于理智的努力？新年前夕，我们请10位青年学者从各自的角度，谈了自己的心里话，与朋友们共勉。我们欣然把它作为新年礼物奉献给大家。——编者
　　改革的最大困难来自我们自己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 王小强
　　如果仅从研究角度看问题，我认为改革面临的困难，决非仅仅是所谓“左”的影响或某些人“思想不解放”造成的。最大的困难来自我们自己认识水平的局限。无论是理论研究、战略研究，还是应用研究，都远远不能满足改革实践的需要。
　　改革，是要摸索出一条适合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总框架，但具体的运行机制或模式，目前并不完全清楚，有大量不同层次的研究工作急需开展。我们认为这取决于调查研究本身能否超越传统水平，应用现代科学方法，闯出一条既有实证性又有系统性的综合研究路子。这不仅需要智慧，而且得付出汗水，才能成功。
　　面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由“破”而“立”，由引进市场机制到建设有计划、有组织地管理市场机制运行的新阶段，一系列的问题需要理性回答。如怎样以高度组织化的管理为前提，在更深层次上进一步开放劳动力市场、资金市场，甚至土地资源市场；怎样看待消费膨胀、投资饥渴等等。这些匈牙利二十年、南斯拉夫四十年探索都没有得到最后解决的问题，我们能否解决得更好些呢？这不能不使我们经常感受到压力，感受到个人在整个社会、整个世界面前的渺小。我将和所有的探索者一起，沿着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路子走下去。
　　既需要“物化”，也需要“人化”
　　中国科技大学 温元凯
　　到本世纪末还剩13年了，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现代化不仅仅是“物化”，同时还需要“人化”，也就是要实现全民族的观念现代化。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形成了中国人一整套的思维定式，也构成了层次丰富、体系严密、结构稳定的封建的与小生产的观念系统，它使中国社会处于强大的惰性之中，也成为阻碍当今改革的巨大顽石。尽管“城头变幻大王旗”，但底层还是一潭死水。假如我们不同封建的与小生产的传统观念背水一战，13年后，进入21世纪的中国就仍然是一个陈旧而落后的中国。
　　在“人化”问题上，我们还要纠正这样一种偏颇：有人认为中国向外部世界的学习只应该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而西方的理论，西方的观念完全是精神污染。其实，先进的技术与先进的理论、先进的观念是很难分开的。在物质现代化上，我们应该引进西方的技术，在观念现代化上，我们也应该引进西方有益的思想。
　　我寄希望于我整整一代的青年朋友，现代化需要“物化”“人化”一起上，现代化需要象征着新生产力、新生产关系的一代新人的出现。
　　对重建伦理文化的期待
　　中国政法大学 王润生
　　根据眼前的愿望去规划自己的将来是很不可靠的事情，因为谁知道在未来的岁月里愿望会不会变；根据个人的愿望去规划社会的未来是件更不可靠的事情，因为谁能保证别人的想法同你一样，更何况社会价值取向和道德标准本来就是民主化最强的东西。
　　因此，面对着充满各种各样可能性的今后13年，我只能说我的期待：
　　我期望我们能彻底屏弃“以善伤真”的传统，将一切价值理想置于“工具理性”、实证分析的检视台上重新反省：我期望全社会能认清“重公平，轻效率与自由”的价值取向之危害，把“偏重效率，兼顾自由与公平”作为最深层的价值砝码；我期望我们能重新审视社会本位主义的弊端，进一步尊重个人合法的权利和自由：我期望改变“枪打出头鸟”的社会舆论氛围，让我们的社会永远只为那些勇于进取的强者准备丰厚的馈赠：我期望扬弃“以众人是非为是非，以权威是非为是非”的习俗道德选择方式，推崇以个人理性精神为基础的开放型道德选择方式；我期待我们走出“亲疏有别、远近有别”的道德相对主义怪圈，张扬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内容的人道主义精神。
　　不能让21世纪的人们责备我们
　　复旦大学 王沪宁
　　人类或许能够确有把握地述说过去亿万年的变故，而对于明天世界上将要发生的事却难以断然定论。但是，未来，无论是即刻的未来还是遥远的未来，都是令人迷幻的。在各类引人入胜的挑战中，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是中华民族走向21世纪的重要台阶。
　　民主政治是个多彩的系统，至少包括四个方面：政治理论的民主化、政治体制的民主化、政治文化的民主化和主体精神的民主化。在诸种民主中，主体精神的民主化是最重要的。最牢固、最稳定、最有力的民主应该奠基于人们的心灵。站在21世纪门前的人们，将首先是今天的年轻人。中国青年公民民主意识的增强，无疑会促使我们整个社会民主氛围的形成。
　　经济改革会给政治发展创造条件，同时也会引起人们思想的革故鼎新。也许迈不出一大步，但可以迈出关键性的一小步。历史需要新的政治结构，但这不能依靠廉价的想象力。人类的想象力已非常发达，如有人提出亿万年前恐龙的消失与一颗叫涅莫西斯的星的爆炸有关，但这只是后测历史。虽然我们不能选择想象来确定未来的实际进程，但我们可以想象怎样不让21世纪的人们责备我们。
　　黄金时代是创造出来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朱嘉明
　　自英国发生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经历了深刻的变革，经济科学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应当说，要找出詹姆斯·瓦特，或者伊萨克·牛顿，或者亚当·斯密谁更伟大，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在各自的领域中，他们都是巨人。而他们所代表的领域都是重要的。
　　象自然科学、工程技术领域一样，在近现代经济科学领域中，主要贡献也是来自西方国家的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几乎全部为西方经济学家所夺取。我们应当承认，这里有一种差距，一种经济学发展所依赖的经济条件、社会环境、教育体系的差距。
　　这种情况是可以改变的。现在，海内外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都预感到，经济科学很可能在2000年前后，在中国有一个大发展。这是因为，中国正在经历着一场持久的、艰苦的经济改革。这种改革发生在一个10亿人口的大国，发生在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必然为经济科学的蓬勃发展提供令人激动的环境与机会。经济科学在这里的任何突破与发展，一定会有国际意义，也会丰富人类经济学的宝库。时代是创造出来的，中国经济学的黄金时代，也是可以创造出来的。中国的年轻一代经济学家有着光荣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