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苏经学与文学论略]文学史上的三苏是指

　　苏洵(1009-1066年)、苏轼(1037-1101年)、苏辙(1039-1112年)，乃一门父子，人称“三苏”。“三苏”在经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只是为文名所掩而已。其主要经学著述如下：苏洵有《洪范图论》一卷(佚)、《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与姚辟合撰，存)、《嘉祜谥法》三卷(存)、《孟子评》一卷(存)、《六经论》六篇(存)等；苏轼有《东坡易传》九卷(存)、《东坡书传》十三卷(存)、《东坡论语解》十卷(佚)以及《中庸论》三篇(存)、《四营十八变解》一篇(存)、《隐公是摄论》一篇(存)、《公子翠弑隐公论》一篇(存)、《郑伯以璧假许田论》一篇、《管仲相齐论》一篇(存)、《闰月不告朔犹朝于庙论》一篇、《堕三都论》一篇等；苏辙有《诗集传》二十卷(存)、《春秋集解》十二卷(存)、《论语拾遗》一卷(存)、《孟子解》一卷(存)以及《易说》三篇(存)、《洪范五事说》一篇(存)等。
　　三苏父子，自相师友，苏辙曾说过：“先君，予师也；亡兄子瞻，予师友也。父兄之学，皆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他们的学术旨趣是基本一致的，所谓“父子谈经，无(刘)歆(刘)向异同之论”；而且，有的著作如《东坡易传》，还是父子三人合力完成之作，四库馆臣在该书“提要”中即指出：“苏籀《栾城遗言》记苏洵作《易传》未成而卒，属二子述其志，轼书先成，辙乃送所解于轼，今《蒙》卦犹是辙解，则此书实苏氏父子兄弟合力为之。题曰‘轼撰’，要其成耳。”所以，将三苏合起来考察，是可行的，甚或也是必须的。
　　苏辙曾对其父兄之学作过这样的评价：“父兄之学，皆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以为士生于世，治气养心，无恶于身。推是以施之人，不为苟生也。不幸不用，犹当以其所知，著之翰墨，使人有闻焉。”此论可谓知言。三苏之学即在治心和治世两个层面展开，而这两个层面实不可离，即共同构成所谓的“内圣外王”。
　　具体说来，三苏经学方面的成就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怀疑经传与义理解经
　　在前人怀疑经传风气的基础上，三苏又有所推进。陆游曾谈及庆历前后经学风尚的变化：“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据皮锡瑞《经学历史》所言，此处毁《周礼》谓欧阳修与苏轼、苏辙，讥《书》谓苏轼。而黜《诗》之序，苏辙亦有力焉。由此可见三苏疑经惑传之一斑。
　　具体说来，苏洵有《洪范论图》一卷，《郡斋读书志》卷一称其“三《论》皆援《经》击传，斥末以归本；二《图》，一以指歆、向之谬，一以形其意。”苏轼称《周礼》“非圣人之全书”，“其言五等之君，封国之大小，非圣人之制也，战国所增之文也”(《天子六军之制》)。苏辙也认为在《周礼》中“秦汉诸儒以意损益之者众矣，非周公之完书”，“凡《周礼》之诡异远于人情者，皆不足信”(《历代论一·周公》)。苏轼还怀疑《尚书》，《东坡书传》卷六称“《书》固有非圣人之所取而犹存者”，“予于《书》见圣人所不取而犹存者二，《胤征》之挟天子令诸侯与《康王之诰》释斩衰而衮冕也”。苏轼常能不取陈说而自出己意，如其《东坡书传》十三卷，《四库全书总目》评该书曰：
　　晁公武《读书志》称熙宁以后专用王氏之说进退多士，此书驳异其说为多。今《新经尚书义》不传，不能尽考其同异。但就其书而论，则轼究心经世之学，明于事势，又长于议论，于治乱兴亡披抉明畅，较他经独为擅长。其释《禹贡》三江，定为南江、中江、北江，本诸郑康成，远有端绪。惟未尝详审经文，考核水道，而附益以味别之说，遂以启后人之议。至于以羲和旷职为贰于羿而忠于夏，则林之奇宗之。以《康王之诰》服冕为非礼，引《左传》叔向之言为证，则蔡沈取之。《朱子语录》亦称其解《吕刑篇》以“王享国百年耄”作一句，“荒度作刑”作一句，甚合于理。后《与蔡沈帖》虽有“苏氏失之简”之语，然《语录》又称：“或问诸家《书》解谁最好，莫是东坡?曰：然。又问：但若失之太简?曰：亦有只须如此解者。”则又未尝以简为病。洛闽诸儒以程子之故，与苏氏如水火，惟于此书有取焉，则其书可知矣。
　　于此可知《东坡书传》别出新解之概况及所受之肯定。舒大刚还进一步认为《东坡书传》在考订《尚书》错简和讹文方面卓有成绩，肯定其从文意语气上审查脱文，从篇章结构上考证误分一篇为二，从事理上怀疑错简，从文理上审察错简，从史实上考察阙误，以及从文字上考证讹误等。至于苏辙，其《诗集传》力删《诗序》，四库馆臣称“其说以《诗》之《小序》反复繁重，类非一人之词，疑为毛公之学，卫宏之所集录。因惟存其发端一言，而以下余文悉从删汰。”相较欧阳修等人怀疑《诗序》，苏辙可谓更进一步矣。苏辙有云：“平生好读《诗》、《春秋》，病先儒多失其旨，欲更为之传。”其所撰《诗集传》、《春秋集解》，也确是不囿成见、多有发明之作。朱熹给予苏辙《诗集传》较高评价，称“唐初，诸儒为作疏义，因讹踵陋，百千万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毛、郑)之区域。至于本朝，刘侍读(敝)、欧阳公(修)、王丞相(安石)、苏黄门(辙)、河南程氏(颐)、横渠张氏(载)，始用己意，有所发明。虽其深浅得失有不能同，然自是之后，三百五篇之微词奥义乃可得而寻绎。”(《吕氏家塾读诗记后序》)四库馆臣也谈到《春秋集解》权衡《春秋》三传，以《左氏》为主，兼采他说，断以己意的特点，其云：“先是刘敞作《春秋意林》，多出新意。孙复作《春秋尊王发微》，更舍传以求经，古说于是渐废。后王安石诋《春秋》为‘断烂朝报’，废之不列于学官。辙以其时经传并荒，乃作此书以矫之。其说以《左氏》为主，《左氏》之说不可通，乃取《公》、《觳》、啖、赵诸家以足之。盖以《左氏》有国史之可据，而《公》、《毂》以下则皆意测者也。……盖积十余年而书始成。其用心勤恳，愈于奋臆遽谈者远矣。”
　　另外，三苏解经不务章句而推重义理。苏轼指出：“夫论经者当以意得之，非于句意之间也。于句意之间，则破碎牵蔓之说反能害经之意。”这可以看成三苏的共同主张。苏洵有《六经论》总论群经，“以圣人之道为前提，着眼于《易》之幽，以明礼为线索，而遍求‘六经’之旨，而后出诸己意。”再如三苏合力完成的《东坡易传》，四库馆臣称其“大体近于王弼，而弼之说睢畅玄风，轼之说多切人事”。可知此书延续了王弼不取象数而以义理解《易》的特点，是义理派《易》学之作。四库馆臣还高度肯定该书“推阐理势，言简意明，往往足以达难显之情，而深得曲譬之旨”，“文辞博辨，足资启发”，“李衡作《周易义海撮要》、丁易东作《周易象义》、董真卿作《周易会通》，皆采录其说，非徒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