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梦想与个人梦想 [从个人梦想到企业梦想]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为中国带来了新的活力。在经历了三年的改革停滞之后，人们又看到了新的希望。25岁的郭广昌当时是复旦大学的一位老师，他出身浙江农家，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听到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郭广昌决定和几个复旦大学校友一起创业。他们创业的初衷非常简单：改善自己的生活，让家里人过得更好。
　　郭广昌和他的同伴们很快就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100万，实现了他们的创业初衷。郭广昌和他的同伴们的想法也在改变，正如他多年以后说的那样：我们当初创业就像打造一艘船，当我们到达第一个目的地的时候，发现我们已经沒有办法下船，因为我们必须要对同一艘船上的员工负责，要让他们也过上好日子。创业不只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团队。
　　这艘船变得越来越大，在利用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的同时，也在创造越来越多的社会价值。如果你现在问郭广昌，做企业的目的是什么，他会给你一个新的答案：为了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随着创业目标的变化，他们的身份也在发生某种嬗变：从为了过更好生活的商人，到带领团队致富的企业负责人，再到创造价值并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家。
　　郭广昌和他的同伴们也是千千万万中国企业家的写照。在中国，这个群体出现的时间大约有30多年，他们既有出生草莽、为生计打拼的乡镇农民，也有主动下海的政府官员和高校教师，还有熟悉企业的产业工人和科研人员。在30年的时间里，他们打造出了一批快速成长、规模庞大的企业，在创造了巨额财富的同时，也为社会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
　　中国企业家这种惊人的动力和能量究竟来自何处？在过去三年时间里，两位管理学者——史蒂夫?塔平和周宝林拜访了中国不同行业、不同创业背景的100多位企业家，对他们进行了100多场深度访谈。从访谈中两位学者发现，驱动中国企业家不断进取的动力不是别的，正是他们的梦想——是梦想赋予了他们力量、激情、能量、勇气和韧劲。
　　梦想让他们变得强大，他们在改变自己的命运，也在改变千千万万人的命运，还在改变这个社会的经济和社会格局。但另外一方面，梦想的力量也会产生一些副作用，比如说由于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事业中去，乃至牺牲了个人健康和家庭幸福。而且，梦想还是一双一旦穿上，就无法脱下来的“红舞鞋”，很多企业家到了70多岁还沒有退休的想法。
　　这也是华人企业家的宿命。在台湾、香港和东南亚地区，很多华人企业家到了80多岁还在工作（比如李嘉诚），有些人甚至在任上干到去世（比如王永庆）。你可以称赞这些企业家有梦想，勤勉敬业，但这种优秀的个人品质对企业的“基业长青”来说未必是好事，因为它们并不能支撑企业家们另一个更为宏伟的梦想——打造一个持续创造价值的公司。
　　并不是这些企业家沒有“基业长青”的梦想，只是他们往往纠结在个人梦想和制度建设两端，不得解脱。很多企业家也在有意识地建立现代化的企业管理制度，比如说把日常运营责任和决策权委托给一个职业经理人。但他们很快发现，真正值得信任的经理人少之又少，他们很快就不得不为自己不成功的尝试付出代价，重新执掌权杖，置身于企业一线。
　　“信任”正在成为这个社会日益稀缺的资源。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陌生人之间很难建立信任。沒有信任，便无法授权，无法授权，企业家便永难解脱。正是对他人难以信任，以及制度建设的不足，中国企业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了“无法放弃王冠的帝王”。而一旦这些企业家过于执着于个人的梦想，无法做到充分放权，一旦自己被迫退休，沒有人能接替他们的工作，他们亲手缔造的企业便会面临瓦解，而这恰恰和他们最初的梦想背道而驰。
　　为了避免油尽灯枯，企业家必须尽早在团队中建立信任系统。要建立企业内部的信任，首先要让自己成为激发型领导者，激发他人的潜力，吸引别人围绕在自己身边，指导大家去实现共同的梦想；同时要打造互为伙伴关系的领导团队——这种领导团队基于一群关键人物的亲密合作和开诚布公；同时还要有一批同心协力的员工，每个人都能尽自己最大努力来实现大家共同的梦想。
　　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必须意识到，伟大的企业并不是建立在企业家一个人的梦想之上，而是建立在几十个、几百个甚至成千上万人的梦想之上。大家同舟共济，结成一个利益和命运的共同体，共同担负公司的责任与使命，有着相似的价值观，朝着共同的目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