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时代布局图片 [回望经典配音时代]
承蒙苏秀老师抬爱,在其著作序言里引述了我的句子:“并未走远的80年代,那些美好的声音回旋于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响彻我们的灵魂。”[1]这话决无夸张。我至今清晰地记得,就在我读小学二年级那年,一个星期天的中午,收音机里一个嘹亮的声音怎么让小小的懵懂的我感受到一种几近窒息的震惊――那个声音如此悦耳,正义凛然而又大气磅礴,他说:“住手!从现在起我们不打无辜的人了!……”伴随着令人荡气回肠的音乐。是的,它正是电影《佐罗》里童自荣的著名台词。
那个声音那样的高贵并且质朴,善良却又倨傲,那是单纯的,无辜的,理想主义的80年代才有的声音。《佐罗》被译制成普通话的版本后红遍大江南北,是经过了译制厂和配音演员的二度创作。这有一点像翻译小说,但是伴随着翻译过程中语言和语义的转换、流失和丰富的(这些内容由影片翻译和译制导演完成),还有演员本身的学养、认知、技巧赋予特定的银幕形象的全新声音形象。这个赋予的过程在一个特定的追求声音效果的年代,经由一个特定的挑剔声音效果的人群,通过一系列译制片的译配和传播,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境界。这个人群就是上海电影译制厂的翻译、导演和演员。
一
中国的译制片时代发轫于20世纪中叶。最早的一部译制片是由二十多个华侨DIY的意大利电影《一舞难忘》,1948年1月8日在大上海大戏院公映。此前大多数外国电影是靠“译意风”翻译的。1949年5月28日,东北电影制片厂(也就是后来的长春电影制片厂)译配完成苏联电影《普通一兵》,这是中国的电影厂译制完成的第一部译制片。同年11月16日,上海电影制片厂翻译片组也宣告成立,它就是上海电影译制厂的前身。上海电影译制厂正式成立于1957年4月1日,“文革”期间曾一度更名为“上海工农兵革命电影译制厂”。
上海电影制片厂翻译片组是陈叙一先生一手创建的。陈叙一少年时代就学了一口好外语,兼之对电影艺术有着良好的领悟力、理解力,由他来组建这个上海的配音团队可以说是得了天时地利人和之便。
2004年4月25日陈叙一厂长和夫人骨灰落葬,之前一天,《文汇报》发排了苏秀老师的怀念文章《曾经的美好时光》。为了配图片,编辑找到陈厂长的女儿陈小鱼老师,请她找一些先生的照片,居然都是合影,没有一张合用的单人照。其中一张和特伟的合影,应了董乐山的描述,西装革履,风度翩翩。先生的骨灰安葬在奉贤一个靠海的陵园,那天去了很多人:苏秀、赵慎之、李梓、曹雷、童自荣、程晓桦、吴文伦、白穆、达式常、艾明之……他们一个挨一个在胶片形状的黑色大理石墓碑前驻足,深深地鞠躬,默默地凝视,弯下腰,轻轻地送上一朵小小的康乃馨,再缓缓退后,继续默默凝视。
陈叙一生前翻译的最后一部作品是英国电视连续剧《是,大臣》。那是一部几乎无法翻译的电视剧,里面充满了俚语、双关语、三关语。这样的作品,现在的“字幕派”白领们肯定是不会同意译配的;但是,一旦离开了译配,有相当英语基础的人也未必真正能看懂。《是,大臣》的译制导演曹雷说,那天,他们正在棚里配《是,大臣》,突然传来陈叙一逝世的噩耗,众人默然,录音师成樱脱口而出:“再也没有《是,大臣》了!”
果然,《是,大臣》在CCTV的正大剧场播了七集之后戛然而止。从那之后,译制片的质量加速下滑。人们能看到的外国电影越来越多,但是从外国电影当中得到欣赏汉语之美的乐趣却越来越少。陈叙一的名字代表了一个时代,一个由他参与开创、辛苦营建、用他和他的同事们的全部热情、才华、智慧、心血打造的译制片时代。
二
2009年5月7日,这个墓园迎来了又一位配音事业的天才。邱岳峰先生的子女挑选这一天为父亲的墓碑揭幕。邱岳峰的墓碑就建在毗邻陈叙一墓碑的土地上。邱岳峰的儿子邱必昌说,将父母的骨灰迁葬到这个墓地,邱岳峰和陈叙一老哥俩儿就又可以朝夕相处了。
邱岳峰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代表作恐怕就得属《简・爱》了。严锋在《好音》里写:“一九八一年的时候,我有幸在当时中央台的‘星期日英语’节目中看过全本的原版《简・爱》,是演过巴顿将军的乔治・斯考特主演的。粗一听,邱岳峰同斯考特的声音几乎一模一样。可多听听就能听出差别了。斯考特的声音干、粗、硬、直,比邱岳峰少了许多的韵味和内涵。谁知道呢,也许那些微妙的味道全是邱岳峰替罗切斯特凭空添上去的。这些年来,原版片看得不少,喜欢的外国演员的声音也不少,像汤姆・汉克斯,马克・汉密尔,罗宾・威廉斯,可总觉得没有一个人比得上邱岳峰。邱岳峰的声音比他们更丰富,更成熟,更有魅力,更像外国人。”[3]陈丹青在《邱岳峰》里写:“邱岳峰似乎比罗切斯特还要罗切斯特,比卓别林还更卓别林,当我后来在美国看了《简・爱》和《凡尔杜先生》,那原版的真声听来竟像是假的,我无助地(条件反射般地)想念邱岳峰,在一句句英文台词中发生‘重听’。”[4]类似的听觉感知无数次地在乔治・斯考特版《简・爱》的中文译制片的观众(听众)中出现。我本人就曾经在读大学的时候,在自习室里通过Walkman听了原版《简・爱》的片断,就是那段“有这样一个例子,有个年轻人,他从小就被宠爱坏了,他犯下个极大的错误。不是罪恶,是错误……”我当时已经有许多年没有看过译制片,或者听过译制片的录音剪辑了,但是,当我调台调到这段录音的时候,一下子震撼得无以复加。正如上面引文的两位作者所说,一时间无法判断那是乔治・斯考特,是罗切斯特,还是邱岳峰。
从来自邱岳峰的朋友和亲人的零星回忆里,会拼凑出一个无所不能的邱岳峰:会打洋鼓、会唱歌、会说相声、会唱京剧、会刻图章、会做木匠!这个无所不能的邱岳峰部分昭示了为什么他既能配绅士罗切斯特(《简・爱》),又能配杀人犯凡尔杜(《凡尔杜先生》);既能配精明的孙悟空(《大闹天宫》),又能配愚蠢的巴依老爷(《种金子》),同时给世界留下了更大的困惑――邱岳峰死后,这样的追问在一茬接一茬的人群中无言地传递:为什么要去死?为什么?……仿佛罗切斯特那一声紧似一声、一声比一声更绝望的“简!”
传说中的无望的恋爱也许是有的,更无望的是所谓“历史问题”和现实际遇加诸心灵的沉重枷锁。为了获得平反,邱岳峰也曾坚持过,盼望过,他甚至盼到了“同案犯”平反的好消息,也盼到了担任日本电影《白衣少女》的译制导演的机会。1979年底(也许是1980年初),厂里召开大会,宣布复查结束,却没有宣布邱岳峰的案件获得平反。悲剧发生在1980年3月29日,当时邱岳峰才59岁,正值生命力、理解力和创造力的顶点,在艺术上会当凌绝顶,无奈在生活上却处处碰壁,一败涂地。那天,他心情抑郁,一路走一路买安眠药片回到家里。吃了过量的安眠药之后,邱岳峰沉沉地睡过去了,第二天,医生宣布抢救无效。
“文革”期间,上译厂的大多数翻译、导演、演员都下过干校,关过牛棚。不过因为译配“内参片”的需要,上译厂在1970年就恢复了生产,很多优秀的译导演从那时候起纷纷回到工作岗位上,在非常年月中创造出了像《罗马之战》、《魂断蓝桥》、《音乐之声》、《红菱艳》、《巴黎圣母院》这样一批非常的艺术奇迹,这些内参片译得精良,导得认真,配得出色,每一部都是呕心沥血经营的译制片精品。
许多老配音艺术家经历曲折,晚景黯淡,尽管原因各异,但其中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线索,就是配音艺术本身的不被重视、不受尊重。或者说,多年以来,配音艺术只被那些甘愿献身于它的人们重视着,尽管因此产生了大量精品杰作,也培养了一大批热爱译制片、热爱声音艺术的观众和听众,却无法改变它在权威职能部门被忽略、被冷淡的事实。那个无比美好的声音时代的缔造者和建设者们,仿佛是穿上了《红菱艳》里那双停不下来的红舞鞋,不管遭遇什么波折和不幸,始终坚执于最初的理想,执迷不悟,九死不悔。如果有人问他们:“你为什么要配音?”他们也许会像《红菱艳》里的碧姬一样反问:“你为什么要活着?”
三
据说邱岳峰平时有什么想不通的事了,就会跑到陈叙一家里喝酒。邱岳峰有很多脍炙人口的代表作,演化的声音形象或俊朗或深沉,或专断或狡诈,随手举几部,《红菱艳》、《简・爱》、《王子复仇记》、《大独裁者》、《化身博士》,竟都是陈叙一翻译或导演的,可见此中渊源之深和默契之甚。这几部片子大多译制于1950-1970年代,其中颇有几部是当时的“内参片”。据说邱岳峰有很多年不能配戏,发配他去做木匠,当时来了一部内参片,就是《红菱艳》,配了之后中央领导不满意,打回重配,陈叙一顶住压力从木匠工棚请出邱岳峰,一举成功。
陈丹青在散文《邱岳峰》里说:“那一代配音演员无不凝聚了过于丰沛的才情,好像他(她)们的七情六欲全都在配音生涯中孤注一掷,此外,这几副优异的嗓音何以自处?……我对那个时代的天才配音演员心存感激,他(她)们像是文艺体制内一小片‘编外’的天空,从空中散播着人性的声音。”[5]“文艺体制内一小片‘编外’的天空”,这是接近中国译制片时代的关键语句。陈丹青回忆:邱岳峰“曾被电台请来就他的配音艺术夫子自道,老家伙洋洋得意再三模拟一句旧台词,我不记得那句台词出于哪部电影,但记得他在那个根本吃不到“奶油”和“草莓”的时代慢声念道:/奶油――草莓,奶油――草莓。”[6]
“奶油――草莓,奶油――草莓”,这是《大独裁者》里独裁者亨克尔的台词。在那个根本吃不到“奶油”和“草莓”的时代,有一些同样吃不到“奶油”和“草莓”的人,兢兢业业地揣度着“奶油”和“草莓”给人带来的生理的和心理的愉悦,用自己的嗓音构拟出“奶油”和“草莓”的幻象。这幻象的特权起先只是银幕上的亨克尔那样的独裁者才能拥有,继而人们发现,原来银幕上的芸芸众生在和平年代也都是这么生活的,再继而,在我们的生活里就真的出现了“奶油”和“草莓”,并且渐渐司空见惯。――这几乎是当年译制片中每一件物事在中国被了解、被熟悉、被接受的过程的缩微版。
令人最为感动也最为惊异的也正是在这里:那些“优异的嗓音”,决不像现在的艺人们,是时尚文化的冲锋陷阵者,有着优越的享受生活的条件,可以遍身罗绮地周游世界,并且伴以不间断的“星闻”的炒作。他们安静地散居在上海电影译制厂的周围,每天早上八点不到必定会出现在录音棚里。苏秀老师在《我的配音生涯》里记述,陈叙一对工作纪律有着严苛的要求:“一切准备工作必须在八点以前准备就绪,八点钟上班铃声一响,放映员就要立刻放出片子来。要录戏的导演和主要演员也应该在前一刻钟就到录音棚,好让自己定下心来投入工作。”[7]对于他们来说,任何角色的一句台词、一声叹息、哪怕话语间的一个停顿,都是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为了做好这件事情,在很多时候,他们在真实的生命空间里往往心不在焉,魂不守舍。――“好像他(她)们的七情六欲全都在配音生涯中孤注一掷”。
三
我和苏秀老师从相识到相交缘起于我做出版的朋友陈飞雪一个选题的策划,当时一个很朦胧的想法,就是想请苏老师把她的一本薄薄的小册子《银幕后的岁月――我的配音生涯》(上海译文出版社)再出一遍,能让更多读者读到。没想到八旬高龄的苏老师竟以上译厂拼命女三郎的工作作风,把一本不到十万字的小册子,改写成了一本三十万字的大书,《我的配音生涯》,又再接再厉,亲自组稿、审稿、改稿,编定了一本同样厚重的大书《峰华毕叙》,标题取自已故的四位配音界元老邱岳峰、尚华、毕克、陈叙一,他们的姓名,这个别出心裁又寓意独具的标题是我的另一个朋友桂志华取的。
苏老师是一位异常聪明可爱的老太太,思维敏锐,博闻强志,乐天健谈,豁达开朗。她喜欢聊天,特别爱好煲电话粥,还喜欢上网潜水和熬夜看各种体育比赛。虽然身体欠佳,却永远活力四射。她在书里用“人活一辈子,她活两辈子”形容曹雷老师,其实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夫子自道。苏秀老师说,1984年被迫退休后,她泫然神伤,把多年积累的剧本、笔记、资料捆成几大捆,卖给了收废纸的,总共卖了19块钱。我说您这是跟译制片离婚啊。她说是的,早就死心了,以为这辈子不再碰译制片了,她还说这几年我们找到她,是把她从坟墓里拖出来了。
苏老师喜欢看书,喜欢背诗词,她最喜欢的一首诗是陆游的《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这是一种面对译制片的寂寥心不甘情不愿的执拗。她把一生都交给了配音事业,曾经跟译制片“离婚”,是因为爱得太深,所以痛得彻骨。
最近几年来,她最关心译制片的生死去留的问题,她认为译制片应该是能跨越语言界限的最好媒介,但是前提是不但精确地翻译出原片的意思,而且要准确地传达原片的意境,配音应该符合人物的特定情境、情绪、思想感情,也就是实现老厂长陈叙一先生的十字箴言:“翻译要有味,配音要有神。”她常常带着这种多年来养成的对译制片的苛刻要求看各种各样的现在的译制片,又往往会叹息一声看不懂。她认为这里的原因在于这些片子的导演和翻译自己没有搞懂电影的台词是什么意思。
有次她举了一个例子,在她译导的法国电视剧《玛丽安娜――拿破仑的一颗明星》里有这样一场戏。玛丽安娜私自离开了亲王的家,亲王夫妇有这样一段对话:
亲王:玛丽安娜逃跑了吧?
夫人:这孩子的头脑里还不会有逃跑的念头。
亲王:人们看中的不是她的头脑。
夫人:你说话检点一点。
亲王:你们这些夫人自从督政府成立以来,真可以说是飞黄腾达了。
夫人:(生气地)哼!(拂袖而去)
她说,这段话翻译翻出来之后,她无论如何也看不明白。这个翻译者是个很好的法文翻译,是外语学院的老师,他说,原片就是这样说的。这时苏老师穷追猛打地问他,那你解释一下这段话讲的是什么,翻译被逼无奈,说,我也不知道。随后,他回外语学院问了自己的法国同事,才知道台词有几处误译。“逃跑”,在这里应该是“私奔”,“飞黄腾达”这句话完全理解错了。纠正过来之后,这段台词修订为:
亲王:玛丽安娜私奔了吧?
夫人:这孩子的头脑里还不会有私奔的念头。
亲王:男人看中的不是她的头脑(意指看中的是她的肉体)。
夫人:你说话检点一点。
亲王:自从督政府成立以来,你们这些夫人背地偷情表面装贞洁的本领越来越高明了。
夫人:哼!(拂袖而去)
所以,我们现在的怀旧族、恋声族往往把1990年代之后的译制片质量普遍下滑归因于后来的译制片里没有邱岳峰、毕克、李梓、刘广宁那些“美声”听了,这是一个普遍的误解。先不论邱岳峰的天赋嗓音未必能称为美声,李梓们也经常为贴合角色原声把自己的声音化妆成或粗粝或嘶哑的状态,即便假设那一代配音艺术家现在都还在岗,类似于“玛丽安娜逃跑了吧?”这样的台词同样会令人摸不着头脑。好的嗓音是永远存在的,和我们渐行渐远的恰恰是嗓音之外的那些东西:对艺术本身的忠诚、对观众的负责、对艺术良知的信仰,以及对知识和学问的渴望和积累。
四
最近几年,怀旧一族们的热情激发了各种媒体对昔年译制片配音艺术的热情,加之上译厂很多老前辈,苏秀、曹雷、孙渝烽、富润生、童自荣等老师们,原本就有很高的文学修养,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写了不少记录昔年配音轶事的文章和书稿。这些文稿生动地复原了一部分的配音史,为我们开启了一扇了解译制片流程和经典译制片的产生过程的窗子。
富润生先生在总结译制片创作规律的书稿《探索“还魂”艺术》[8]中这样总结影视译制片配音和一般影视表演的异同:(见下图)
在配音的过程中,演员需要完全彻底地和角色合一,这里需要花大量的揣摩功夫,作非常细致的准备工作。富润生先生曾仔细分析他对自己塑造的几个个性有所重合但又各具特色的不同角色的声音造型。富润生在《巴黎圣母院》中配国王路易,这个人物在影片中戏不多,但在剧中的地位重要,是作者雨果笔下所抨击的专制与教会两个对象之一――专制暴君,也是艾斯美拉达等人物的悲剧制造者。但富润生理解原片演员塑造的这个角色形象“并不是张牙舞爪的霸王性格,而是阴狠、毒辣、狡诈、伪善的老狐狸”。所以他在配这个角色时,“在声音处理上用中音,不强调苍老,但发声时力不用足,显得有些虚弱感,声音清晰、讲话利索、点送干净、话里带有弦外之音,思维敏捷、精细、狡猾、有气势、带威胁性”。而另一部《水晶鞋与玫瑰花》中,富润生仍然配国王,虽然同样是专制君王,是作者讥讽的对象,但与路易性格完全不同,影片样式也不一样,是一部童话剧,有说、有唱、还有舞,带有闹剧和喜剧的色彩,“配音时还要注意与原片唱的声调、气质的衔接”。富润生分析这个人物“是一个过惯了骄奢淫逸的宫廷生活,不学无术,精神空虚,连自己国家在地图上的位置都弄不清的老昏君。但在精神状态上处处显示一国之君的身份架势,但生理状态又极为虚弱,连把宝剑也拿不住”。出于这样的对人物的细微理解,他在配这个角色时,“在声音造型上力求低、厚、浑浊、嘶哑和苍,发声时显得用力很大,而听觉上仍感底气不足,力度不强。在语调上忽高忽低,若明若暗,在听清台词的基础上,有时带点含糊。为了达到这样效果,在发声时嘴型也相应地有些变化,有时还带点鼻音、颤音”。再如《吟公主》中的千利休,是个日本古代有身份的老人,与前两个角色又不一样,而且这是个悲剧。富配这位刚毅、正直的老人,“在声音造型上力求纯厚、朴实,不强调苍老。语调中有柔有刚,外柔内刚,有时略带韵味儿,以求达到原片塑造的这个善良、正直、刚毅不屈的性格、长者身份、学者风度的近古老人”。在《Z》片中,富润生配一个被反动军人收买专门迫害进步人士的打手,一个社会渣滓。他抓住原片塑造的这个没有文化、一身流氓习气、一得意便忘形、思想简单的人物性格特征,“设计了高、低、强、弱的幅度很大的跳跃式的声音造型分别运用在他追逐迫害进步人士时的嚣张喊叫、得意忘形时的油腔滑调、被捕后的胡搅蛮缠等几场戏中”。而在配《金环蚀》中石原参吉时,富润生又抓住他“饱经沧桑、光棍一条、迟钝中有锋芒的内向性格,以及生理上门齿外露缺陷(正是原片演员为了更鲜明的表现该角色的性格内涵故意化妆成这样的),设计了以平和的中音为主调、配以不紧不慢、不温不火的语调,着重点送话外之音”。[9]
配音演员和原片演员的“贴合”,除了上述对原片情节人物的透彻理解,还有很多特定的技术需要掌握,越是高手,越是关注细节,精益求精。例如曹雷在回忆日本电影《蒲田进行曲》的译配时,说了这样的一个细节:“记得我在配小夏一个人坐在银四郎的家里哭泣的那段戏时,我哭得很伤心,但是毕克导演指出,我呼吸的气口与原片‘拧’了,虽然看不见口型,但原片演员松阪庆子双肩的耸动是看得出她何时吸气,何时抽泣的,我没有赶上她的节奏。”[10]
声音是一种可以保存更多原始信息的奇妙事物,往往比影像更能接通人和自己的历史,人和自己的灵魂。倾听的习惯能让人安静,给人更大的自由。通过译制片,我有幸邂逅了一些美好的声音,现在把它们用文字这种比声音笨拙千百倍的形式记录下来,也算是留下一个珍贵的纪念。这些声音,有的可能再不会相遇了,然而儿时的反复聆听早已把它们刻写在耳膜深处,每每忆起,它们都能准确地、清晰地响起,永远不会走样。这往往是令人灵魂飞升的时刻,我常常会沉湎于这样的幻听,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然而,译制片的生存现状不容乐观,这又是如我辈这样的译制片爱好者无措手足的现实情境。或许,热爱译制片的不同人群可以各自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来唤醒这门不应沉睡的声音的艺术。
注释:
[1] 苏秀:《自序:你们的喜爱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回报》,《我的配音生涯》,上海文汇出版社2005年,第1页,。
[2] 董乐山:《失业纪实》,李辉编:《董乐山文集・第一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56页
[3] 严锋:《好音》,《万象》第3卷第6期(2001年),第67页。
[4] 陈丹青:《邱岳峰》,《多余的素材》,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第111页。
[5] 同上,第114页。
[6] 同上,第113页。
[7] 苏秀:《自序:你们的喜爱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回报》,《我的配音生涯》,上海文汇出版社2005年,第203页。
[8] 未刊稿,富润生生前一直在寻求他的两部书稿的出版,一为《探索“还魂”艺术》,一为《译影见闻录》,未果。
[9] 富润生:《探索“还魂”艺术》,未刊稿。
[10] 曹雷:《远去的回响――六十部译制片配音笔记》,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50页。
*本文受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项目编号:B104。
孙洁: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
栏目策划、责任编辑:唐宏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