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年有哪些元帅支持邓 邓小平与华国锋交锋的三步“险棋”

　　大局之中的关节点　　1978年的秋天，邓小平官复原职已经14个月。为了这一天，他忍辱负重又呕心沥血，如美国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所说：“邓使用了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计谋、策略，去搏斗、斗争、交谈和激烈地争论。他再次掌了权。”不过，他还没有能够遏制住我们这个庞大国家的历史惯性。
　　这时候，掌握着中国方向的仍然是华国锋，大政并未有任何实质性的改观，阶级斗争仍然是“纲”，“两个凡是”虽然受到巨大的挑战，但仍然是主流思潮。
　　那些日子，众口相传的是华国锋的教诲：“世世代代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邓小平要向前走，可是他不能不对过去有一个交代，他不可能在带领中国走向未来的时候还背负沉重的过去。
　　前一个问题：毛泽东还能作为中国人的导师吗?如果能，他邓小平正是毛多次批评又两次打倒的人，有什么理由再出山参政呢?如果不能，那么没有了精神支柱的中国，是否还有走向未来的力量?
　　后一个问题：“*****”的遗留至今的权力体系，绝不可能继续作为今后中国的依据。但这肯定会牵涉到华国锋，对于“两个凡是”的批评，能够不联系到华国锋吗?如果联系到华国锋，又是否能够得到允许?
　　这些事情，在不了解中国的人看来，是难以理解的，甚至拿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念来衡量，也会令人莫名其妙。不过，在当时，即1978年的这个秋天，这些问题确是中国大局之中的关节点。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北京出现的这一场交锋，从1977年春天开始，就怎么也制止不住似的，坚守在“两个凡是”营垒里面的人们似乎正在步步溃败，叛逆者的队伍却日益强大，就好像一股“祸水”。到了1978年的夏天，这股“祸水”就冲出了中南海高高的红墙，席卷了全中国。
　　说来也怪，最先感受到震撼的是一个相当遥远的地方——大西北。6月25日，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对一群理论学者说：“拿出勇气来追求真理……不要这个是禁区，那个也是禁区。”过了两个星期，这股“逆流”卷到了另一个遥远的地方——东北。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要他的下级“解放思想”，还用一种近乎煽动的口吻鼓励大家：什么话都可以说，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又过了两个星期，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就说得更加直截了当，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当前最大的拨乱反正”。
　　然后，西北方向又有了回应。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汪锋说，“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接着，这股“逆流”便转而南下。9月上旬，福建省委书记廖志高说，科学理论可以作为逻辑证明的论据，但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
　　这一番话的确不是耸人听闻，至少在邓小平看来是如此。但是邓小平却不会认为仅仅有这几位省区书记出来说话就可以了。如他在后来说的：“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一向精于审时度势，这时候就更加认识到，要把这场争论扩大到全国去。争论得越彻底，“凡是派”就越是无地自容，自己的理论也就可以越彻底地成为新时代的主流。
　　于是，他就觉得有必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到处点火”。“到处点火”
　　说到“点火”，事实上，邓小平在17个月之前就开始了。1977年4月10日，他说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5月24日，他又说，“两个凡是”不行。1978年5月30日，他又说：“现在，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1978年6月2日，他说：“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际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怎样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还说：“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1978年7月22日，他说，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人所以出来争论，其根源就是“两个凡是”。
　　邓的所有这些话都是在北京的高墙深院里面说的。现在，他所需要的是走出中南海，走出这座古老的城市。他登上专车，在金色的秋天里向北方隆隆驶去。
　　9月14日，邓小平一行在淡淡的晓色中到达吉林省陶赖昭火车站。黑龙江省委书记李力安已经在车站上等候。此行在国事的既定程序为访问朝鲜归来顺道视察东北三省，其实却是邓小平心中久已酝酿的行动。火车稍事停留，他便要求起程，直奔更北方的黑龙江省大庆油田，接着又不停顿地跑到哈尔滨。他心里要说的话挺多，嘴上却说：“我是没有更多的好主意的，只能随便吹一吹。”他和李力安谈物质奖励，和大庆市党委书记陈烈民谈引进外国设备。
　　9月16日，他到了吉林省长春市。走进南湖宾馆之后，吉林省委书记王恩茂请他讲话，这一回他不再兜圈子，来了个开门见山。他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理论与实际联系，一切从实际出发。现在是人的思想僵化，什么东西都是上边说了就算数，华主席、哪个副主席说了算数，自己不去思考，不去真正消化……”这些话既露骨又犀利，令所有在场的人惊心动魄。
　　然而想不到邓小平还有更加尖锐的话呢：“再一个问题是怎么样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是个大问题。大家知道，过去有一种议论，‘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主席圈过的、讲过的都不能动，凡是毛主席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呢?不是，搞得不好，要损害毛主席。毛主席最伟大的就是实事求是。……马列主义从来没有说过农村包围城市啊，当时世界上没有啊。毛主席的伟大是什么呢?就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条件，指明革命的具体道路。如果没有实事求是的基本思想，能指出这样的道路吗?能够把中国革命搞成功吗?”说完了这些话之后，邓小平便离开长春到了沈阳。
　　这一次，他不仅说“两个凡是”不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也暗示“两个凡是”已经把中国搞得民不聊生。
　　事实上，邓小平的确是希望全国都来响应他的。他对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说，我是到处点火，在这里点了一把火，在广州也点了一把火，在成都也点了一把火。
　　(摘自《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