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山人绘画艺术的故国情怀】 八大山人瓷器价格

　　八大山人（1626―1705），姓朱名耷，为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王朱权的九世孙，世居南昌，与弘仁、石溪、石涛并称“四大画僧”。他的绘画成就很高，齐白石说“八大山人笔简而意足，世所罕及”；同时，他画作里饱含的故国激情通过个性化的视觉语言得到有效传达，傅抱石说“八大山人是我国最杰出的民族画家”。
　　朱耷的大部分人生岁月，是在满人入主中原后度过的。作为明宗室“金枝玉叶老遗民”这种特殊的双重身份，复国情结与自身生存纠缠在一起，现实的环境使得八大山人不得不深藏自己的忧愤，他无力抗争，只能借用手中的画笔去表达、去宣泄。于是，昔日怡情养性的艺术如今反成了他宣泄的工具，反清复明的思想，对大明故国的怀恋，化作一个个怪异简拙充满象征隐喻色彩的形象从笔尖倾泻而出。雪中竹，笼中鸟，无水之鱼，无根之木，“横涂竖抹千千幅，墨点无多泪点多”，点点墨痕诉说着无尽的悲思和深刻的寓意。画家巧妙地从画面构图、形象构成、名号、题款等视觉元素进行设计，以表达画面之外深藏于内心深处的故国情结和不屈不饶的反抗精神。
　　首先从构图来看，八大山人非常善于利用空间、驾御空间和发挥空间效应。他经常从主观表现出发，突出物象的某个特征，是为着发挥独特的表现力。画面上出现的大面积空白，不仅为了造成视觉上的形式美，而且留给观众丰富的想象余地。大幅宣纸，或绘一条鼓腹之鱼，或画一只孤零之鸟，无水，却似水中游；无靠，却冥冥中有倚。通过大面积的空来凸显小面积的实，也暗示着画家对故国的思念。
　　八大山人构图，常常是将画面的空间视觉关系打破，使之造成一种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的浑然之状；或者扭曲物体的比例关系，用以强化画面的压迫感、冲突感和怪诞的特质，如用大块墨荷或巨石状的垂悬物，横贯并充溢于画面的上端，下面站立着相形渺小而孤独无助的水鸟。现实世界在八大山人的眼里是不公正的、扭曲的、丑恶的。他冷眼看世间万物，在造境布势上，也按照自己的艺术灵感去重新组合客观物象，按照自己胸中意象随意构图；或造险，或破险，或留白，或平中求奇，或奇中求平。在常人意想不到的位置上画上一组顽石，在一块重心不稳的怪石上停立一怪鸟……从这些构图里我们隐约地感觉到了画面所透出的一股荒寒之气和对外部世界的疏离感。
　　在画面的形象构成上，八大山人的山水画多是残山剩水、地寒天荒的形象，偶尔出现在画面上的孤亭茅屋，也属高人隐士或村夫农妇所居之所，远离繁华喧嚣之地。在异族的统治下，大明的故土山川，风雨飘摇，望之一片苍茫，满目凄凉，秋风萧瑟，寒气逼人，只剩下一纸残山剩水、地寒天荒。所以，八大一生只用水墨泼洒，在他眼里，这是一个失却了颜色的世界，这也是一个永远告别了春天的世界。在这萧瑟的山水形象中寄寓的是画家对故国的深深眷念。
　　在他的花鸟画中，则表现为“白眼向人”式形象的系列塑造。八大画鹰、鸡、鸭、凫及八哥、鹭鸶等形象，皆给人以一种夸张感，其肚腹必大，其眼更是白黑分明，眼珠向上，以白眼向天，冷寂、孤傲，流露出画家不肯臣服的倔强性格；八大还多画一足鸟，亦有原由，古有一足鸟，名“商羊”，商羊出则国运不昌，祸患将至，隐喻清廷即将倾覆，也暗示画家与满清朝廷势不两立。
　　从八大山人的花鸟画中可以看到，八大将以往绘画中那种注重动物禽鸟姿势的塑造衍化到自己作品中着意刻画动禽头部的情绪，并将这种刻画转化到拟人化的模式上来，从而彻底地改变了有史以来人们对花鸟画的认识。花鸟画亦从只限于花鸟、动禽的感情交流和娱嬉，转而具有了人与花鸟、动禽对话的成份。传统绘画中的动禽与动禽之间的对话形式，被完全赋予了人与人对话的情感和描写。这种刻画真实地再现了八大山人当时的艰难处境和内心隐痛，表现出他强烈的民族自尊心。
　　八大山人一生中在书画上使用过众多怪异的字、号，大都有戏弄和嘲讽自己的意味，其中也蕴涵着这位明代宗室后裔深刻的反清情绪，从而不难看出他是一个性情怪癖而又有爱国之心的人。他的字、号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变化。他存世最早的一幅作品《传綮写生册》（藏台北故宫博物馆），署名“传綮”，时年23岁，也正是这一年，他出家为僧，起法名为“传綮”，字“刃庵”，传綮者，传佛法之精髓也；刃者，忍也，又取其忍的谐音。此号一直使用到他55岁时为止。与此同时，他还用“雪个”署名。雪个，即冰天雪地中的单竹枝，荒寒孤寂、挺拔峭立之气顿出。还有“雪衲”，雪者，素白；衲者，僧衣，一身缟素，为谁歌哭！此外还有“个山”，始见于他46岁，一直使用到他59岁时为止。另外还有独具特色的号，他还自号“个山驴”――“吾为僧矣，何不以驴名？”（陈鼎《八大山人传》），并刻一“技止此耳”印，寓黔驴技穷之意。黔驴离乡背井，孤独无援，徒以技穷而御暴。想来，亦大有深意。还有“驴屋”“驴年”“驴书”“驴汉”“驴屋驴” 等，这自嘲、自谑、自轻、自贱的题款是他对于昨天佛门生涯的彻底否定和对明天的隐约暗示。“驴”号，最早见于他56岁，最晚到58岁，以后就不再使用了。朱耷是他的僧名，“耷”原是“驴”字的俗写。“八大山人”是他弃僧还俗后59岁时所取的号，直至他去世都在使用，也是他画作上使用最多的字号。八大者，“四方四隅，皆我为大，而无大于我也。”（陈鼎《八大山人传》）这个号可以视为对生平落魄，从苦难中升华的自我肯定。但是，升华与沉寂、自我肯定与现实感伤总是交织在一起的，他在作品题跋中常把“八大山人”四个字联缀起来草写，给观众形似“哭之”、“笑之”字样，从而领悟到他深刻的家国之痛和哭笑不得的精神状态。
　　在他的画幅上，我们还经常可见到一个奇特的签押，团团的仿佛象一个“龟”字 ,但它并不是一个字 ,而是隐蔽地以“三月十九”四字所组织而成的。其实这是画家用心良苦地提醒自己，提醒他人勿忘“甲申之变”的亡国丧家之痛。八大山人除了在其作品中公然签署代表崇祯皇帝殉国日子的“三月十九”花押，他的作品上还钤盖代表明还的“八还”印章和代表思念明朝国君的“思君”花押。这些都是一个具有崇高人格和高尚气节的明遗民和明王孙的“一峰还写旧河山”的具体“守节”表现，理所应当地受到了后世的推崇和敬仰。
　　八大山人在其绘画作品中，不断地通过隐约而朦胧的题款诗文表达自己的爱憎，坦露自己的胸怀。如《孔雀图轴》上题诗：“孔雀名花雨竹屏 ,竹梢强半墨生成。如何了得论三耳，恰是逢春坐二更。”画面上孔雀居危石而欲坠，漫画式的两只长着三根花翎尾巴毛的孔雀有几分滑稽，真是极尽夸张变形之能事。诗中用了“三耳”的典故讽刺奴才嘴脸，只有奴才才有三只耳朵，恭顺听话；孔雀三根花翎及“坐二更”，影射当时大臣天没亮就等“上朝”；居危石指的是当时的统治阶级随时会垮台。我们把诗和孔雀的情态结合起来寻味，便强烈感到《孔雀图》所寓蕴对旧宦新贵的讽刺是何等辛辣和深刻。图中所表现的这种诗情画意，以及所体现出来的倾吐心声的勇气与内心的悲愤情调，更表明了八大山人在艰难社会环境中的傲岸骨气及清高气节。
　　八大山人还曾题《黄大痴山水》诗云：“郭家（熙）皴法云头小，董老（源）麻皮树上多。想见时人解图画，一峰还写宋山河。”此诗通过对山峦和树干皴法等绘画技法的描述，将元代画家黄公望笔下的山河看作宋代的山河，八大山人不直接倾诉其如何怀念朱明江山，而是将这满腹愁肠的思绪，移注于同为异族人统治下的元人黄公望笔下的山水画之中，使他怀念朱明王朝的思想感情，通过“移情”表现得非常深沉，产生了强烈的感染力。
　　八大山人曾说过：“愤慨悲歌，忧愤于世，一一寄情于笔墨。”从画面构图、形象构成、名号设计及题款诗文中，我们可看出八大山人的艺术世界就是他自我胸怀的袒露和故国情感的倾泻。他对故国有着无限怀念和热爱，他在这种思想和行为支配下创造出来的艺术作品，也被赋予了这一艺术之外的高尚人格力量，这种被赋予了人格力量的艺术作品，饱含着故国之情和时代之感。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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