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的艰辛 艰辛的历程阅读

　　一 　　 　　 在书籍稀少，又缺乏流通机制、借阅机制和购销机制的时代，很多书生为了读一本书常常在雪天步行几十公里去轻叩某个据说藏有该书的家庭的门，而开门的结果很可能是婉拒。不要责怪那个藏书人家，他们完全无法验证来人的身份。极少数的书生找到了某个认识藏书人家的长者，带着一封书信前去，有可能捧回一部分，但借阅的时间又限制得很死，书生一到家就立即铺纸抄写，废寝忘食，终于抄成，然后又立即启程去还书，因几天的无眠而脚步蹒跚，常常摔倒在雪地上，甚至捧着那部分书活活冻死。
　　我国古代的书肆只有在一些都市里才能找到，在交通不便的情况下，绝大多数乡间书生与书肆无缘。买书方便是近几十年的事。因此，我们听到了“开卷有益”这个成语。
　　
　　二
　　
　　我们的前辈不容易找到书，所谓“书香门第”往往也是几箱子书而已，其中大多是线装书，整个文字量远没有现在的几箱子多。
　　我的祖辈也算读书人，到了父辈，几乎全部沉积在我伯伯余志云先生身上了，他中英文皆通，书法绘画亦精，没想到不到三十岁就因肺结核而去世。我爸爸说，伯伯的肺结核如果晚生几年，就有药治了，而且十分有效，但他没有赶上。他这么一个博学才子留下两箱书，我都仔细看了，甚至可以说，那是我童年时代天天都要翻弄下的宝库。《史记》、《石头记》、《芥子园画谱》、《林语堂英汉大辞典》、高语罕编《世界文学名著选》和颜真卿、柳公权的诸多字帖。数量其实不多，却都提挈了每一项知识的经脉。我爸爸和叔叔在12.8日本人轰炸的灾难中带着这两箱子书从上海的这个区域逃到那个区域，比衣被粮食还要看重，最后又千辛万苦地坐车、搭船、肩扛，逃到故乡。日本人占领了故乡，家人无处逃难了，只能陪着这两箱子书苦等着，等着抗战胜利，然后，等着我出生。
　　
　　三
　　
　　等到我上学，想找一本课外读物还是十分艰难。镇上没有书店，只有在举行“城乡物资交流会”（其实就是庙会）时，某个小摊子上有几个很小的戏曲唱本在卖，很便宜，人民币五分钱一本，但这很不适合小孩读。小学有一个图书馆，有几十本童话和民间故事，十分诱人。但几十本书怎么能应付得了几百名学生呢？老师想出了一个好办法，用一百字的毛笔小楷换一本书的资格。这就拦住了不少家务繁忙（喂羊、割草、带领弟妹）的学生和顽皮贪玩的学生，也有一些学生嫌自己的字太难看，不敢拿出来换书。这样一来，借书的压力减少了，而书写毛笔字的学生却多了起来。我的毛笔字，就是在那时打下的根基。以书写换阅读，把语文课的两个项目同时提高了，出这个主意的老师真是聪明。我正是用晨昏的笔墨，换取了享受《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伊索寓言》的权利。
　　直到今天，我读任何一本书都非常恭敬，那是从小养成的习惯。
　　
　　四
　　
　　我在乡下小学毕业后到上海考中学，在余姚火车站的月台上见到一个人手提着一捆书，书脊上印着《水浒》和《三国演义》，便怦然心动。这两部书的部分篇章在语文课上已经读过，家里有伯伯留下的《石头记》，是线装宣纸本。曾经向同班同学陈鸿章借过《水浒传》，也是线装宣纸本，而且不全，散落在多个同学手里，拿到一册就读一册。现在看到现代印刷的干净利落的本子，心想我要去考的中学的图书馆不知道有没有。
　　到了上海考上了中学，图书馆确实不小，但每天借书都排长队。当时的图书馆不开架，我们先要翻目录，然后把要想借的书写在纸上给管理员。十次有九次说，借出去了。排了那么长的队总是空手而回，非常沮丧。
　　因此，我看上了社会上的图书馆。先到静安区图书馆申请了一张借书证，但与中学图书馆一样，目录上的书都“借出去了”。我便到二楼翻阅杂志，终于在那里发现了天堂。杂志是不准借的，只能坐在那里看。我总是晚上才去，九点半关门后，步行回家。路上三十分钟，回忆着刚才所看的杂志内容，很快就到家了。
　　
　　五
　　
　　我还是想借阅一本本完整的书，而不是光看杂志，因此到处打听，终于知道有一个“上海青年宫图书馆”，借书比较方便，就立即去申请了一张借书证。
　　青年宫在江西中路200号，快到外滩了。当时正值困难时期，每天饿着肚子。我在晚饭后要步行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青年宫，走到一半早就饥火烧肠，但我还要走完一条江宁路，折东走南京西路，等走完南京西路，穿过西藏路再走南京东路，在南京东路快走完的时候，在江西路折南，走一段，穿过九江路，才到青年宫，图书馆在三楼。我知道，当我走到，离图书馆关门已经不到一小时了。青年图书馆也不容易把书借出，只能在那里看，但与静安区图书馆不同，可以借出一本本书看，而不全是杂志了。不到一小时的时间，等到一本书借出，往往已耗掉一、二十分钟，剩下半小时，能读几页？但是，就是为了这几页，一个十三至十四岁的男孩子，每天忍着饥饿走一个多小时，看完再走一个多小时回家。
　　完全没有为了考试，为了成名成家的目的。一步步，纯粹为了书。这个情景，现在想来，还是自己为自己感动。
　　 （地方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