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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分流教育政策比较研究]新教育政策

发布时间:2019-01-20 03:49:22 影响了:

  摘 要:职业教育发展的滞后状态和教育层次的不合理已经成为了国民经济发展的一道门槛,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分流问题成为中国教育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文章主要对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分流政策给予了一个正确明晰的界定,并选取成功案例――新加坡的职普分流政策,作为比较对象,探索两者的异同,提出后者对我国职业教育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职普分流;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新加坡
  作者简介:汪晶晶,华东师范大学职教所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G7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7518(2008)19-0056-03
  
  随着我国制造业的迅猛发展,“技工荒”现象和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难这两对问题日渐突出。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之间的不平衡局面不但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浪费,更影响到我国实现现代化的进程。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健康和谐发展和合理分流,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实现,成为我国教育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新加坡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不但造就了世人称道的“精英教育”,也有极为成功的职业教育。其成功的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分流政策对于我国处理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分流教育的含义
  
  所谓“职普分流”,是指将普通教育“流”中的学生,一部分分到职业教育“流”中去,即直接把培养合格劳动者的任务,通过教育分流从普通教育中分流出来,它是教育分流中的一种。
  我们都知道,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主要职责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其中普通教育的主要任务是为社会培养劳动后备力量和为高一级学校输送合格的新生,而职业教育则主要是为适应某种职业需要而对受教育者进行的专门知识、技能和职业道德教育,以便其成为社会所需要的应用型人才。两者的教育内容、教育方式和教育结果都存在巨大差别。因此,职普如何分流,对于促进社会分工、因材施教的贯彻以及实现教育公平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中新分流教育政策
  
  (一)中国的分流教育政策
  当前,我国的职普教育呈“三级分流”的格局――初中阶段教育分流、高中阶段教育分流与高等教育阶段分流。(如下图所示)
  
  当前我国的教育分流政策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结构比例不合理。目前我国技术工人中高级技工的人才比例很低。高等职业学校生源不足,新高职和民办高职办学条件远不如普通高等学校,培养规模和质量也不如普通高等专科学校;2.分流方式不科学。目前,我国现行的高考实际上是普通知识的选拔,过于强调学科理论,标准单一,是一种唯知识的选拔,没有充分考虑到当今高中阶段学生多元智力的发展,不利于职业教育的发展。3.沟通衔接机制不畅。由于培养目标、教学计划、课程设置、考核标准等不同,我国的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缺乏沟通与衔接,严重阻碍了职业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二)新加坡的分流教育政策
  新加坡作为一个缺少自然资源的国家,政府对人力资源的开发高度重视。新加坡的教育分流政策,一方面采取培养少数优秀中学生为本科生源,从而确保大学里所要培养的科学和技术创新与开发人才的坚实基础;另一方面,将绝大部分中学毕业生,依其学习能力和潜能,分别安置在不同程度和不同规格的职业技术教育课程里,使其学以致用,以满足国家工商业对不同层次的职业技术人才的需求。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新加坡形成了具有本国特点的教育职普分流制度。(如右图所示)
  
  小学和中学采用英国剑桥考试模式,毕业文凭由英国剑桥考试委员会统一颁发,世界各国承认。工艺学院和理工学院属于职业教育范畴,职业学校由政府出资办学。工艺学院提供雇佣前的训练,学制二年或三年,有全日制课程和学徒Traineeship方案,可获国家工教院或高级国家工教院、特级国家工教院证书;毕业生既可就业,也可升入理工学院继续学习;工艺学院也为成人学员提供部分时间制训练。理工学院学制三年,毕业生既可就业,也可升入理工大学继续学习,或转国外学习,有些课程的学分可获认可。理工学院的文凭更广受国际承认。虽然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进度和学习兴趣在中学阶段就进行分流,进入不同的学校,但不论是选择普通课程还是特别课程、快捷课程的学生,只要参加相应水准的考试并通过,就可进入高一级的学府学习,直至大学。
  
  三、中新分流教育政策的比较
  
  (一)中新分流教育政策的相同点
  中新两国同属于亚洲国家,都深受东方传统文化的影响,两国的分流教育政策存在一定的相同之处。
  1.具有相同的价值取向
  就国家和社会而言,两国都认为:学校教育肩负培养各行各业劳动者的任务,同时承担选拔和输送优秀人才的使命,而完成两方面的任务需要通过教育分流政策来实现,学校分流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中新两国都非常重视分流教育的作用。
  2.具有相同的分流结构
  两国不仅在学校结构上,都建立了分别实施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教育机构,而且在政策制定上,还建全了适合本国特点的小学后、初中后和高中后“三级分流”结构及相关分流政策。在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都采用了以考试成绩为主要依据的分流方式,体现了整体平等、公平考虑和适切原则。
  (二)中新分流教育政策的不同点
  1.分流时间上的差异
  由于教育体制的不同,中国初中毕业生进入中等职业学校学习,在年龄上比新加坡的初中毕业生要小。在新加坡,进入培养技术工人的工艺教育学院的学生,都已在最适合自己的有效课程里,至少接受过十年普通文化基础知识的学习,打下的文化基础深厚牢固,学生接受技能技术教育起来就敏锐、迅速。又因两年集中于专业的理论与实践学习,也就能习得比较精湛或过硬的技术技能真本领。
  2.分流比例上的差异
  中国初中后进入中等职业学校学习的学生,实际比例大致在45%左右,农村更低,是普大职小。而新加坡初中后进入工艺教育学院和理工学院的学生实际比例:1998年依所有中四学生数为参照,进入相当于普通高中的大学预科的比例约占29%;进入职业技术教育机构的理工学院约占36%,工艺教育学院约占26%,共计为62%;明显显示出普教所占比重小,职教所占比重大。
  3.分流依据上的差异
  中国的分流教育,在初中段以初中毕业升学考试成绩为依据,高中段以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成绩为依据。新加坡的分流依据的是一种“水平”测试,在考试的内容上,实行的是部分科目统一考试的方式。除统一考试的科目外,学生对考试科目可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进行一定的选择。
  4.沟通衔接上的差异
  中国学校教育中,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基本上是各自封闭的,两者之间缺少沟通的政策。而新加坡则相对比较灵活,普通工艺课程可以转入普通学术课程,普通学术课程也可以转入普通快捷课程。
  
  四、新加坡分流教育政策对中国的启示
  
  (一)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管理体制
  目前,我国职业教育是在国务院统筹领导下,实行部门分工、分层次管理的体制。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分属于不同部门的管理模式,不利于各层次职业教育的上下衔接,也不利于职业教育资源的综合利用。目前,我国中职教育举步维艰,高职教育刚刚起步。面对着百姓的不认同、企业的不合作,需要政府建立相应的政策法规,加强计划和管理,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和统筹协调作用,逐步建立统筹规划、分工负责、相互协调、自主发展的管理机制。
  (二)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
  从经济角度讲,职业教育具有“准公共产品”性质。职业教育的直接受益者,除了受教育者个人和接受职业教育毕业生的企业外,社会是最大的受益者。这种“准公共产品”的特性,是决定其必须由市场和政府共同提供经费投入和调节的理论依据,按照“谁受益、谁投入”的原则,我们应该实行学生受益学生缴费、企业受益企业出资、社会受益政府投入的政策。在受益者中,社会、国家是职业教育的主要受益者,因此政府应当是职业教育的主要投资方。
  (三)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始终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根本问题。解决农村问题的关键其实就是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而转移剩余劳动力的核心问题是教育,其中中等职业教育又要比高等教育、普通高中教育要管用得多、实际得多。
  (四)建立职普沟通与衔接的立交桥
  目前,我国中职、普高、高职、普通大学之间沟通很差,学生进了一个门就不能跨越到另一个,要想提高学历层次就须参加相应层次的入学考试,手续繁杂,不利于职业学校吸引生源,不利于职业教育的发展。新加坡的教育改革把职业教育正式纳入正规教育范围,实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接轨。不同教育类型和层次间,允许多次跨越和层层提升,且提升的学制衔接方式基于所学课程的适应,无须从各学制起点对接,极大地促进了职业教育的繁荣发展。
  (五)改革职普分流的考试办法
  目前,我国现行的高考实际上是普通知识的选拔,过于强调学科理论,标准单一,是一种唯知识的选拔,不利于高职院校的招生。高职院校的招生政策必须调整,应由以招收普高毕业生为主,改为主要从中职“三校生”中进行招生,以招收、推荐、保送中等职业学校优秀毕业生为主,使高职招生主要由面向“高考落榜生”转向中职毕业生,对于在高中阶段获得中级以上技术证书的,可按高职升学考试总分予以加分。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来讲,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分流政策是一个涉及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协调发展的系统工程,当前必须把职业教育的发展问题摆在突出的位置,充分协调好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关系,要打破目前各种层次、各种类型教育间的屏障,努力为职业教育的发展创造条件,才能使中国的教育能够更好地实现其自身价值。
  
  参考文献:
  [1]许庆豫,卢乃桂.我国教育分流分析[J].教育研究,2001.3.
  [2]许庆豫.我国教育分流形式与层次[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0.3.
  [3]张勇,万小朋.新加坡工艺教育学院的办学模式及其启示[J].中国高教研究,2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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