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主义赔偿标准2018 “十七年”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情怀

　　内容摘要：“十七年”文学是一个政治革命时代的文学，在文学政治化压力之下，文学的人情、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在“十七年”文学中备受打压，但是在文学理论批评和文学创作中，对人道主义的探索并没有停止，丰富了“十七年”的文学创作。
　　关键词：“十七年”文学 人道主义
　　
　　人情、人性问题是文学创作中一个避绕不开的问题。因为文学是写人、有作于人的。人道主义可看做是文学的本质特征和独特价值。
　　在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头几年，由于战时文学精神的继续光大，对包含有批判“人性论”内容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全面贯彻，使得政治性、阶级性掩盖了人和文学的一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文学的人情、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一直是理论批评中讳莫如深的问题。即或有人谈及文学应该表现人，英雄应当具有人之常情，也大都回避理论上的进一步阐发。但是，这些问题并没有退出人们的视界之外。不论从文学的发展还是从理论批评的发展来说，批评家都感到文学的人情、人性是难以回避的理论问题。所以，人道主义的精神在“十七年”文学政治化的压力之下，依然不屈不挠地争取生存与发展的权利，见缝插针地顽强存活。
　　一.理论批评的突围尝试
　　在上世纪50、60年代，文艺界单方面强调文学创作的阶级性，否认文学创作的人性和人情。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后，激发了广大文艺工作者和理论批评工作者的探索热情。人情、人性和人道主义这一敏感而重要的问题，被一些理论批评家提了出来。著名的如巴人（王任叔）的《论人情》、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等。
　　巴人在《论人情》一文中，对“政治气味太浓，人情味太少”，“作品不合情理，就只是唱‘教条’”的现象提出批评。他认为，文艺不仅仅是以形象反映生活，它的中心对象是人，要写出生活的真实，就要写出活生生的人，写出人的真情实感。那些用政治概念图解生活的创作与批评，恰恰是在这一点上忽视了文艺的规律。他由此批评当时许多作品“缺少人情味”，把阶级斗争简单化、庸俗化，因此不能打动读者。稍后，王淑明在《论人情与人性》一文中为巴人的观点做了辩护和发挥，并写了《关于人性问题的笔记》，修正和充实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巴人等人对人情、人性、人道主义的呼唤，在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一文中得到了热烈的回应。钱谷融也是从“人性”的角度认识文学的特殊规律，强调文学的属人特征，维护文学最基本的现实主义原则。在这篇文章里，钱谷融着重肯定了人道主义精神在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中的重要地位，并以此为基点阐述了他对“文学是人学”的看法及对当时一些重要的文艺问题的理解。
　　钱谷融认为：“文学的任务是在于影响人、教育人；作家对人的看法、作家的美学理想和人道主义精神，就是作家的世界观中对创作起决定作用的部分；就是我们评价文学作品的好坏的一个最基本、最必要的标准；就是区分各种不同的创作方法的主要依据；而一个作家只要写出了人物的真正的个性，写出了他与社会现实的具体联系，也就写出了典型。”他还批评了那种把典型归结为社会本质、阶级本质的典型论，认为典型最根本的内涵还是在于人的个性，“典型人物，必须是一个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的、活生生的人”，文学的价值便是在于写出“他的活生生的、独特的个性，写出他与周围的人和事的具体联系。而不应该去写那只存在于抽象概念中的阶级性”。钱谷融还指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同其他创作方法的区别，并不仅仅在于它是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或同社会主义思想结合的现实主义，而在于它在描写人“对待人的态度上具有新的理性和情感素质”，在于“它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美学理想”，“按照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原则来描写人、对待人”。
　　对于巴人、王淑明、钱谷融的看法，文学界有的表示赞同，但更多的是反对。这一时期开展的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的论争，提出了一些引人深入思考的问题，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多数围绕其展开的探讨最后都因政治因素的干扰而被迫搁浅，无法深入下去，更不可能作出科学的结论。直到“文革”结束以后，对于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的探讨，才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二.创作领域的执着追求
　　面对十七年思想、文学领域中的政治重压，文学创作中也没有停止对人道主义的探索，只要从生活的真实出发，随时都会看到人性光辉的闪烁与人道主义精神的张扬。
　　（一）表现人性之美的尝试
　　朱定的短篇小说《关连长》，应该说是当代文学中最早表现人道主义的佳作。小说写于1949年11月，叙述的是解放上海的战争中，我军第三连关连长率领战士摧毁敌人据点的故事。要炸掉这座作为据点的洋房，调动迫击炮轰炸，可能是一件酣畅痛快之事。然而，这座洋房却是一所学校，一个房间里还挤满了孩子。惨无人道的敌人就是想利用这些孩子作掩护。关连长决然放弃了炮队的支援，亲自率领战士逼近围墙，炸哑了敌人的**，保护了楼上满屋的孩子，自己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作品歌颂的正是这种伟大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与敌人利用孩子，以维持自己的苟延残喘相对比，这种精神越发显得光彩照人。然而，当这篇小说改编成同名电影上映后，却遭到了不应有的批判。被批评为“庸俗的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没有高度战略思想的拼命主义冒险者”，“违犯纪律的个人英雄主义行动”等等。应该说，这种文艺批评的态度简单粗暴，无限上纲的措词，开了此后一次又一次大规模批判运动的先河。
　　茹志鹃的短篇小说《百合花》写作于1958年，它以战争为背景，描写了部队一个年轻的通讯员与一个才过门三天的农村新媳妇之间近于圣洁的感情交流。作品取材于战争生活而不写战争场面，涉及重大题材而不写重大事件。战争的枪林弹雨只是为了烘托小通讯员与新媳妇之间诗意化的“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通过生活的侧面写生活中的普通人，写日常生活中的“家务事”“儿女情”。作家的创作目的很明确也很坚定，那就是表现战争中令人难忘的、而且只有战争中才有的崇高纯洁的人际关系，及通过这种关系体现出来的人性美和人情美。作者茹志娟后来回忆说：“我写《百合花》的时候，正是反右派斗争处于紧锣密鼓之际，社会上如此，我家庭也如此。我丈夫王啸平处于岌岌可危之时，我无法救他，只有每天晚上，待孩子睡后，不无悲凉地思念起战时的生活，和那时的同志关系。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出现了战争时接触到的种种人。战争使人不能有长谈的机会，但是战争却能使人深交。有时仅几十分钟，几分钟，甚至只来得及瞥一眼，便一闪而过，然而人与人之间，就在这个一刹那里，便能够肝胆相照，生死与共。”也就是说，面对当时冷酷的现实，她不由怀念起战时的生活和那时的同志关系，渴望美好的人性和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作者的这一阐释，道出了她创作的初衷，也是对当时冷酷环境的一种无声的反抗。
　　（二）对爱情婚姻题材的探索
　　爱情婚姻原本是“五四”新文学中发育得相当成熟的一个题材领域，出现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艺术精品。从解放区文学开始，爱情婚姻题材的小说创作逐渐退移到附庸地位，成为有关宏大叙事的美丽装饰。这样一个变化一方面是爱情婚姻小说在政治化的同时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深化，揭示了以两性关系为基础的爱情婚姻与社会，尤其是与阶级、政治的更为广泛而密切的联系；但另一方面又抑制了爱情婚姻生活中的个人因素和情感因素，回避了对人物的内心世界的深入探究。使得大多的创作是公式化、概念化的，尤其缺少对人物情感世界深刻的、细腻的表现。
　　上世纪50年代初期，也有些作品敢于突破禁区，在爱情婚姻领域进行新的探索，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小说表现的是在革命的背景逐渐淡化后，一对出身不同的夫妇间发生的一场情感危机。作品虽然以知识分子出身的丈夫对工农出身的妻子的认同为结局，但仍然招致了猛烈的批判。批判者指出这个作品企图“离开政治斗争，强调生活细节”，作家的尝试被认为是“依据小资产阶级观点、趣味来观察生活，表现生活”，因而成为“小资产阶级创作倾向”的代表。
　　“双百”期间出现的爱情婚姻小说由于处在一个反公式主义、教条主义的背景下，因此少有约束，尽管在不少作品中革命依然是一个背景，但与爱情婚姻相关的情感表达、个性发掘、价值选择、伦理思考，已经构成了作品的中心，爱情婚姻开始从政治的附庸地位上摆脱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艺术表现领域。在文学的表现领域上，宗璞的《红豆》、邓友梅的《在悬崖上》、陆文夫的《小巷深处》、丰村的《美丽》、阿章的《寒夜的别离》等是一批表现爱情和婚姻生活的作品，突破了爱情描写上老一套的旧框框，对人的内心世界的开掘深入了一步。这些作品打破人性禁区，通过家务事、儿女情、悲欢离合的生活故事，写出人物内心强烈而复杂曲折的感情矛盾，揭示人的心灵变化，进而鞭挞丑恶的灵魂，歌颂美好的革命情操和高尚的人格精神，充满人情味、人性美。
　　十七年文学中的爱情婚姻小说，为单调的文坛吹来了一股清新的风。它表明了人们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与追求，是对人健全情感的褒扬。只可惜，由于“左”倾思想的干扰，使得作家的自由创作受到束缚。同时，过分强调文艺的政治功用，对一些表现人情味、人道主义和探索性的作品进行错误的批判。1957年的“反右”斗争扩大化，把王蒙、刘绍棠、邓友梅、陆文夫等一大批作家打成“右派”分子，致使他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逐出文坛，不能从事创作。上世纪50年代末，在“大跃进”和“左”的文艺思潮的影响下，强调写重大题材、表现重大主题，写中心、赶任务等，于是，小说创作出现了题材狭窄、主题单一、人物形象单薄的倾向，好些作品肤浅粗糙，打上“左”倾思潮的烙印。伴随着这样的社会环境，表现人性、人道主义的作品越来越少，那些富有人情味的作品，很快都销声匿迹了。直到二十多年以后，它们作为“重放的鲜花”，才得以和读者再次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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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金项目：本文是陕西省《榆林学院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基金项目》（项目编号：09GK010）的阶段性成果。
　　
　　王瑛，榆林学院中文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