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谍王_中共历史上著名的红色女谍揭秘

　　女性，从来都是谍战故事中的传奇。在中共历史上，曾经闪耀着众多娇媚多姿、智勇双全的女间谍的身影。做一名间谍是非常不容易的，而做一名女间谍更是难上加难！因为先天的生理条件决定了女人不如男人身体强壮，而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女间谍就得比男间谍付出更大的的努力和代价。我们的红色女间谍们除了要忍受常人所难以想象的刻苦训练，还不能穿上自己钟爱的军装，有时还要穿着妖娆的服装。她们强颜欢笑地周旋于行行色色的敌人之间，不惜牺牲自己的身体甚至生命，因为保密纪律的约束，还要承受昔日战友、家人、亲朋的不理解和骂名。她们是我党我军历史上的宝贵财富，对于她们的革命功绩，我们要时刻牢记。
　　沈安娜：按住蒋介石脉搏的红色女谍
　　抗战时期，延安窑洞里的中共中央总能及时准确地掌握蒋介石在政治、军事上的种种企图；解放战争时期，在华北各地转战的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军事部署更是了如指掌：蒋介石上午在重庆开会骂了娘，毛泽东晚上在延安窑洞里就能知道。蒋介石身边的卧底到底是谁？她就是潜伏蒋介石身边10余年的美女速记员沈安娜，被称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
　　1938年初，一位年轻漂亮的小姐找到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这位只有23岁的女孩就是沈安娜。原来，朱家骅曾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沈安娜曾在他手下当过速记员。但朱家骅并不知道，沈安娜其实是共产党的情报员。
　　沈安娜是江苏泰兴人，在上海读书时，结识了在中共中央特科做情报工作的共产党员华明之。在华的动员下，正学速记的沈安娜考入浙江省政府做了速记员，为共产党搜集情报。这次她来找老上司，是按董必武的指示，想打入国民党心脏。
　　朱家骅很高兴，因为他正缺速记员。但他问沈安娜是不是国民党员，“中央党部的工作人员须是党员才行呢！”沈随机应变说：“我现在加入可以吗？”朱家骅随后便给她办理了“特别入党”。很快，沈安娜成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的速记员，并随国民政府内迁重庆。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蒋介石做梦也没想到，埋头记录的沈小姐竟会是中共情报员。在国民党高层决策会上，蒋介石讲到一些绝密问题时，总会突然下令：“下面的话不要记。”这时，全场的人员都必须停下笔来。于是沈安娜就努力在心头默记，一到休息时间，她就佯装去厕所，并将默记的蒋介石的话快速记录在草纸上。在这次全会期间，国民党精心策划消灭我党我军的新阴谋，并炮制了《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和《关于共产党的处置办法》。沈安娜悄悄将两份文件传递出来，党中央立即将其编入《磨擦从何而来》小册子公布，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共阴谋。
　　1946年3月，蒋介石连续两次召开最高军事会议，策划在半年内击溃八路军和新四军主力，会上还确定了军事部署和兵力调配。这些重要的战略情报都被沈安娜记录并迅速送到延安，受到周恩来“迅速、准确”的口头嘉奖。
　　但年轻的沈安娜也向往直接杀敌的战斗生活。她秘密找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提出要去延安。周恩来专门找她谈话，要她从大局着想甘当无名英雄：“别人没法像你这样能在国民党的核心部门工作。”?于是，她继续着自己的潜伏生涯。她家里从不放进步书报，穿着打扮入时，常看美国电影，过年过节总要去拜访上司。每次为宋美龄做速记，她都会穿上最好的旗袍，因为“这样去见她才得体”。她还把居正、于右任等写的条幅挂在屋里，外人都以为她与“元老派”交情很深，上司也更信任她。
　　就这样，沈在国民党心脏潜伏了十余年，为我党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没有露出丝毫马脚。直到解放后撤回被安排到国家安全部工作，也无人怀疑过她是共产党。2010年6月16日，沈安娜因病医治无效于北京逝世，享年95岁。
　　张露萍：出鞘利剑插在敌人心脏
　　张露萍原名余家英，1937年，16岁的她经中共川西特委负责人车耀先保送到延安军政大学受训，1939年结业后在延安文联担任秘书。
　　1939年10月，中央社会部决定派余家英到重庆，归中共中央南方局军事组的叶剑英领导。起初，延安派她回四川，是想利用她和川军师长余安民的亲戚关系去做川军统战工作。余家英的到来，正合叶剑英的需要，叶剑英对她的工作作了安排，决定派她到国民党军统机关电台去做地下工作，和国民党军统特务进行情报斗争。当时，南方局给她规定了三项任务：一是领导已经打入军统机关内部的张蔚林、冯传庆（此二人之前已组建中共潜伏在国民党军统之中的情报小组）；二是直接与南方局联系传递情报；三是伺机在军统内部继续发展党员。为了便于工作，不致引起敌人注意，组织上决定她以张蔚林“妹妹”的身份作掩护，化名张露萍，并让张蔚林从军统宿舍搬出来，以“兄妹”的名义和张露萍一起住在牛角沱的两间平房里。为了避免特务盯梢，张露萍和南方局的联系不直接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中央南方局对外办公地址）去，而是通过四德里的一个古老小巷里的联络站进行。
　　就这样，年仅18岁的张露萍和她的战友们，如同一柄出鞘的利剑，插入了国民党的心脏。他们憧憬着民主事业胜利的曙光早日闪现，临危不惧地工作着。
　　从1939年秋到1940年春的半年中，张露萍他们多次获得了军统重庆电讯总台的密码、波长、呼号、图表和军统在全国各地秘密电台的分布情况。
　　一次，从戴笠发给胡宗南的密电中获悉军统准备派遣一个“三人小组”，携带着美制小型电台，通过胡宗南防区，潜入陕甘宁边区搜取情报，这个密令被张露萍等传送给南方局，南方局直告中共中央。结果，“三人小组”刚跨入边区地界，就被早已埋伏在那里的军民抓获，不仅美制电台成了战利品，同时，也增加了一条揭露蒋介石“假抗战真反共”的具体罪证。
　　同年4月，设在天官府街14号的中共地下联络站被军统特务发觉，他们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手段，准备在该站进行联席会的那天晚上，更多地抓捕共产党人。由于这个情报送来得较晚，张露萍无法脱手让别人去通知，只好自己乘夜色走出牛角沱，直接找到天官府街(按规定这是不允许的)，递上一张“有险情，速转移”的字条，便匆匆离去。
　　军统破坏我地下联络站的计划落空了，戴笠却从中发现了疑问，为什么我的秘密行动走漏得那么快？难道我军统内部有人通敌？想到此处，他倒吸一口冷气：好厉害的共产党，竟然在我眼皮底下安上炸弹！戴笠的猜想没有错，张露萍领导的特别支部，除原有的张蔚林、冯传庆之外，又发展了赵力耕、杨洗、陈国柱、王席珍等4人为地下党员。戴笠情急之下，立即和督察室主任刘培初密商，要对全局人员进行一次普审，尤其是电讯、机要处室，不论何人，发现反常或可疑，一律先拘后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