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阿尼姆斯”特质在杜拉斯《情人》中的“暗藏” 测试自己的阿尼姆斯

　　《情人》是法国当代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最具争议的代表性作品，也是法国新小说派的代表作之一。《情人》叙述的是一个法国白人少女与一个中国富商儿子的深沉而无望的爱情故事，是一部带有浓郁自传性质的小说。作品的深刻之处在于，将人从欲望的道德中解放出来，交还给永恒的爱情。杜拉斯以一种奇怪的姿态穿梭于自己的回忆之中，显露出作者一生对爱与被爱、生与死亡的透彻领悟。作者的原型深刻地表现在女主人公身上，也即作者通过女主人公体现出浓烈的“阿尼姆斯”特质。按照荣格的原型理论学说，一些原型在塑造人格和行为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荣格将人格结构分为四型，它们分别是人格面具、阿尼玛和阿尼姆斯、阴影和无意识自我。其中阿尼玛和阿尼姆斯原型分别指的是男性或者女性身上所具有的女性或者男性的特质。在《情人》中，女主人身上体现出强烈的男性特质，这种特质也能间接地反射到作家杜拉斯身上。
　　一、“阿尼姆斯”的定义
　　“阿尼姆斯”特质就是指女人的男性化性格发展。每个具有“阿尼姆斯”特质的女性心目中都有一个伟大的男人形象，内心中都有男性成分的存在。通常来说，“阿尼姆斯”特质受父亲的伟岸形象和父亲的大爱有关。女性的“阿尼姆斯”从幼稚变为成熟，可以分为四个层次，分别是力量的“阿尼姆斯”阶段，这个阶段喜欢欣赏男性的强壮身体；行为的“阿尼姆斯”阶段，这个阶段喜欢男性的干脆利落的行为能力；语言的“阿尼姆斯”阶段，这个阶段喜欢欣赏男性的美好语言；意义的“阿尼姆斯”阶段，这个阶段喜欢欣赏男性精神领袖般的男性形象。 “阿尼姆斯”其实是一个女人与男人独立交往过程中产生的一个模糊形象，但因为父亲是女人接触的第一个男人，往往会把父亲变成女人心中 “阿尼姆斯”的化身。于是女性得以通过创造性活动与自己的心灵沟通。我们从《情人》女主人公身上处处可以看到“阿尼姆斯”的折射。
　　二、《情人》中女主人公的“阿尼姆斯”特质
　　作者杜拉斯的出生地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越南），这个横穿飞鸟平原的湄公河、餐桌上散发着香气稻米的地方，组成了作品《情人》中“我”少女时代的忧伤背景。父亲的早逝，母亲的歇斯底里，哥哥的荒唐、粗暴和不安分，小哥哥的懦弱，本地人的善良和麻木，以及与富有的中国青年的掺杂着仇恨的爱恋，构筑起“我”少女时代的各种回忆。“在我的生命中，青春过早消逝。在我18岁的时候，繁花似锦的年华早就枯萎凋零。”早逝的青春于“我”而言，使得身边的一切，包括“我”都变得如此的迥异，容颜和经历也向着另一个方面发展。从这些描述中看得出作者需要一个能填补内心空缺的人来改变自己。
　　作品中伴随着少女的出场，出现了一顶具有特殊意义的帽子：男式呢帽。“那天，值得注意的是小姑娘头上戴的帽子，一顶平檐男帽，玫瑰木色的，有黑色宽饰带的呢帽。她戴了这样的帽子，那形象确乎暧昧不清，模棱两可。”“我”发现,在男人戴的帽子下,形体上那种讨厌的纤弱柔细,童年时期带来的缺陷,就换了一个模样。那种来自本性的原形,一种很有个性的选择就是这顶帽子，一种不再属于女性的柔弱，使得“我”愿意去戴，并且在以后都离不开它了。这顶男式呢帽的魅力似乎过于强大，但正是因为杜拉斯本身对于力量与安全的渴望，而使得帽子具有了意想不到的作用。正因为它让她不再纤细不再软弱，因而她格外地喜欢这一切。这种刻意掩饰自己性别，并呈现出异性的个性与性格的行为，就是少女身上体现了“阿尼姆斯”父亲形象的特征。“我”的形象凸显了强烈的男性力量。
　　“阿尼姆斯”给人以内在的力量，弥补了女性外表的软弱，也会因此而表现出坚强、主动的性格。文中这样描述：“她对他说：我宁可让你不要爱我，即便是爱我，我也希望你像和那些女人习惯做的那样做起来。”“她从不愿把自己的懦弱展示，她所体现的只有强势。”“必须”——是她对他的语言。这样，“阿尼姆斯”诱惑女人脱离一切人类的关系，特别是脱离一切同真正的男人的交往。这个情人好比是一个虚幻思想织成的茧，里面尽是一些事情“应该是”，将女人从生活的现实中割裂出去。然而，她突然发现他并不爱她，他只不过是想诱骗她，于是她挣脱了这个网、这个陷阱。“他的英雄气概，那就是我”，这一切都赋予她进取心、勇气、客观性和精神的智慧等男性品性。她开始主动掌控一切，“阿尼姆斯”给“我”以精神上的刚毅，这是一种看不见的暗中援助，补偿了她外表的软弱。于是在他们同她的家人进餐时，她从不与他言语，他只不过是个玩物，是她获取物质、欲念的“物”。男性的自尊与强势在“我”身上凸显深刻。这也是“阿尼姆斯”特质的强烈表现。
　　当童年的苦难紧紧困扰着少女时，“阿尼姆斯”给予她内心的刚毅，去改变这种状态。被“阿尼姆斯”控制的女人常固执己见，主人公就是这样一个不顾别人看法、坚持自己想法的少女。因此，那些富有、独立、有思想的人才能吸引她。少女对这样的人充满了好奇，她们身上的独立领袖气质深深地吸引着她。她们似乎是这个炎热的西贡街道的唯一亮点。她不像那些西贡街上的女人，偏僻地区的女人，为了那些情人，为了去欧洲，为了到意大利去度假，为了每三年有六个月的长假，她们打扮保养，等待。 “这些女人自作，自受，自误，我始终觉得这是一大错误。”少女对西贡街上的这些自作自受的女人充满了鄙视，唯有面对玛丽-克洛德·卡彭特与贝蒂·费尔南代斯这样的少女才会充满好奇，充满欣赏，她们似乎是街道上女人的领袖。少女沉迷于此，她们与街道上无所事事、等待的女人决然不同。从思想上而言，“我”有自身人格的独立性。可以看出，在“阿尼姆斯”的成熟阶段中，“我”有力量、行为、思想、行动上的独立的男性风格。女主人公的言行思想无不透露出她内心的“阿尼姆斯”特质，“阿尼姆斯”特质暗藏在《情人》中的每个角落。
　　三、作者杜拉斯身上暗藏的“阿尼姆斯”特质
　　《情人》带有浓厚的自传色彩，童年的往事、作者的经历总是渗透其间，成了《情人》中“阿尼姆斯”特质不可或缺的部分。童年刻骨铭心的记忆，使杜拉斯具有超出常人的敏感与独特体验，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品的人物原型、情感基调与艺术风格。童年父爱的缺失和母爱的匮乏成为杜拉斯性格中“阿尼姆斯”特质的基础。1914年玛格丽特·多纳迪厄出生于印度支那嘉定市，父母亲都是教师，有两个哥哥。1943年她把自己的姓改成了父亲故乡的一条小河的名字——Duras（杜拉斯）。杜拉斯的童年充满了苦难，生活中充满了饥饿与贫困。在她7岁的时候，她的父亲去世了。在这个她待过18年的殖民地中，她几乎没有拥有过父爱，成长过程中父爱的缺失，使她对男性的力量有一种强烈的渴望。童年的生活奠定了杜拉斯最初的“阿尼姆斯”特征：力量。杜拉斯曾这样谈论她的童年：“它太痛苦了，我完全处在黑暗之中。”她说：“相信自己的童年无足轻重，我想，这是一种深层的，决定性的，根本的缺乏信仰的表现。所有的人都会对童年表示首肯。如果从一个人的童年出发考虑问题，那么所有的生命都值得无限同情。也许我只是这样来看待别人的，因为在我的童年里，有一种让我觉得骄傲的动荡。”生活的苦难让她渴望拥有一个怀抱，有力量的怀抱，可以免去这些苦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