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或缺的浪漫与梦想】你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

　　重审跨越世纪、发为主流、滥觞近半个世纪的现代主义汉语诗歌写作，并重新关注浪漫主义汉语诗歌写作路向，此一诗学考量之取向，表面看去，似乎在于纠偏求全以完善历史构架，其实另有可说之处。
　　一方面，现代主义中国新诗走到这一步，也确实出现了不可不正视的诸多问题，如“叙事”的泛化，“口语”的泛滥，“日常”之琐碎，“当下”之纠结，以及“反讽狂欢”下的游戏心理和“自我表现”下的秀场机制等等，综合为不堪“自由之轻”与“角色之祟”的“现代场域”，陷落或沉溺于其中的当代诗人及其诗歌写作，看似自由开放而写法各异而千姿百态，其实内里却是整体同质，无数诗人在写着几乎一样的诗。置此，无论于普泛诗歌爱好者的欣赏性阅读而言，还是于诗歌理论与批评者的研究性阅读而言，大概都难免其“郁闷”。
　　另一方面，由于理想情怀、文化内涵和诗体意识在当代诗歌中的长久缺乏，也难免催生出另一种“诗美乡愁”，即对汉语诗歌之浪漫精神的反顾，包括现代汉语语境下的浪漫情怀，及古典汉语中的庄骚传统，而重涉诗歌美学范畴的浪漫主义以及古典理想的现代重构之命题。实则无论是诗人还是诗歌写作，只活在浮躁的当下与只活在虚妄的精神乌托邦中，其实是一样的问题。过去的一个时期里，我们过于强调了当代诗歌的“求真”、“载道”与“社会价值”功能，与另一种“载道”与“济时”(时势、时代之“时”)之官方主流诗歌形成二元对立而实际—体两面的逻辑结构，忽略了诗歌作为语言艺术和精神家园之“净化心灵”与“捡拾梦想”或“复生理想”的美学功能。于此，至少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反顾美学浪漫主义之“诗美乡愁”的诉求，实可谓“当春乃发生”之必然。
　　但上述两个方面的概述，依然还是属于表层现象的考量。有关浪漫主义诗学的重新讨论，若向更深处追究，则牵涉到现代汉诗发展中，如何处理好一些带有根本性的、有关诗歌本体的美学关系问题，这里试就如下三点稍作讨论：
　　其一，“质”与“饰”的关系问题
　　“质”与“饰”的问题，说起来是个无关大局的写作方法问题，但至少在现代汉语下的浪漫主义诗歌这里，却每每成为一个首要的问题。虚浮造作与矫情夸饰，是现代诗人对“准浪漫主义诗歌”和“伪浪漫主义诗歌”主要诟病之处，唯恐避之不及。中国古典文论中，也有“质有余而不受饰”之说。然诗歌的生发，诗歌之所以叫做“诗—歌”，确然又有它不同于非诗歌文体的特质所在。汉语诗歌虽一直以“志”为“质”，但又总苦于“言不尽意”或“意不尽言”，遂借“歌”的外在之“饰”来力图完美表达其“志”。《毛诗·大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可见“歌”之“饰”于“诗”之“质”实为一体两面，不可偏废其一，关键要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才是。新诗百年，在经由郭沫若等早期浪漫主义之主体精神的夸饰、新中国“红色经典”时期革命浪漫主义之时代精神的夸饰和以部分朦胧诗为代表的“政治感伤”情怀的夸饰之后，以“第三代诗歌”为主潮的新生代诗人们及其后追随者，以真实世界的客观叙事为新的美学原则，彻底放逐想象世界的主观抒情之传统，为新诗现代化开辟了崭新的广阔疆域，直至发为主流和“显学”。至此，“诗”与“歌”分离，“质”与“饰”分离，“潮流”与“典律”分离，现代汉诗逐渐趋于“散文化”和“同质化”的平面，再难有“奇迹的发生”。
　　然而，现代汉语语境和革命文学主旨生成下的现代中国式的浪漫主义诗歌之种种弊端的存在，并不能说明浪漫主义诗歌就此过时，再无意义。毕竟，诸如“神性”、“超验”、“批判”、“梦想”及“抒情”、“韵致”等纯正浪漫主义美学元素的存在，对于身处急剧现代化之坚硬语境中的现代人而言，虽不免有奢侈与矫饰之嫌，却总是一种潜在的诱惑而不可或缺。仅就诗歌文体之本质属性而言，完全脱离“饰”之增华加富及润化功能的所谓“质”的存在或者“真”的追求，是否还是“诗歌意义”上的“质”与“真”，也是一个绕不开去的问题。尤其是理想气质的缺失和抒情之美的贫乏，大概早已郁结为一个隐在的“诗美乡愁”，遥遥于新诗未来的期待中。
　　为此，在一个充满散文化、娱乐化和物质主义气息的当下时代里，当代诗歌如何保持自己文体的边界和精神的超越，实在是一个需要时时提醒的命题。
　　其二，现实与梦想的关系问题
　　诗歌与人，本来就生活在真实世界和想象世界两个基本空间中，荒疏任何一面，都难以真正安妥诗性生命之完整的精神与灵魂。然新诗与新文学一样，自发轫之时便被“借道而行”所累，加之百年来新诗诗人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确实太过纷繁与沉重，故唯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为首要取向，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诗的存在，毕竟还有她非现实性的一面。古人谈诗书画之雅俗问题，常将过于切近现实之作归之为“俗”，即在强调艺术的审美功能和超现实性。百年新诗，西学为体，当下为是；入学大于诗学，观念胜于诗质；每重“直言取道”，疏于“曲意洗心”，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大问题。其实就中国式的所谓“诗教”而长久来看，大概“洗心”的功用还是甚于“取道”的功用的。反观今日汉诗，已基本谈不上什么美意养心而行之“修养”与“教化”了，或有一点“直言取道”的精神感召和思想震动，也无济于大的改变。实际的情况是，我们强调了那么多年的所谓“思想价值”和“社会价值”等等，却也与世道人心的改变并无多大作用，乃至连诗人这个社会群体中原本该是最少功利之心、经营之心而最为本真、纯正和可爱的一群，如今却也大多反“道”为“器”，君子转而为小入，转而为自以为是、自我膨胀、自娱自乐的“诗歌共同体”，或可玩点诗的技巧以沽名钓誉，而诗心早已远离纯粹的真善美之艺术本质和艺术境界了。
　　由此，当宏大的历史叙事和崇高的精神追求悄然退场，日常生活渐次成为时代的主潮时，诗歌该如何定位现实与理想的关系，而不至于再次沦为时代的传声筒，实在是个大命题。诗人是超越时代和地域局限的人类精神器官，而非时代与时尚机器的有效零件。在一个意义匮乏和信仰危机的时代里，诗更不能沦为仅仅活在当下手边的、“一次性消费”的物事，而要有重新担当起对意义与信仰的追问和叩寻的责任。而浪漫与梦想是永远的诱惑——在失去季节美感的日子里，创化另一种季节；在失去自然神性的时代里，创化另一种自然；在解密后的现代喧嚣中，找回古歌中的天地之心；在游戏化的语言狂欢中，找回仪式化的诗美之光——诗歌既可以是“直面现实”之勇士手中的利器，也可以是吟唱于“自己的园地”中的夜莺。在一个越发枯燥越发单一化了的世界里，作为纯正浪漫主义诗歌的梦想气质和神性生命意识如期归来，大概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而当代中国新诗的整体发展，也需要在打理日常与梳理理想之间，在“直言取道”与“曲意洗心”之间，在“道”之言说与“形”之艺术之间，在真实世界的不明地带作业与想象世界的未知地带作业之间，以及在各种写作路向的探求之间，建立更稳健的平衡与协调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