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西方形式主义文论发展之路】形式主义结束于20世纪

　　摘 要：在20 世纪西方文论中，声势和影响最大的是形式主义理论批评，包括从世纪初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派以及结构主义等。它掀起了一场革命，由此确立了一种崭新的文学观念，深刻改变了西方文论界的面貌。
　　关键词：形式主义 新批评 结构主义 转向
　　一、形式主义概述
　　俄国形式主义的崛起缘自文学理论自身不断推陈出新的发展，一些批评家质疑当时文学研究以寻找实证，或是讨论故事条件和背景为主题的传统，而主张把焦点放在文学文本自身，把注意放在其语言和结构上。纵观整个形式主义文论，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点特征：
　　首先，强调文学的独立性。这是一种鲜明的文学自觉意识，也正是这种意识奠定了当代西方文论的基础，促成了20世纪文论与传统文论分道扬镳。
　　其次，重视内部研究。所谓内部研究就是研究作品本身，认为只有作品本身才能成为文学研究的对象，文学研究的出发点是解释分析作品本身才是合情合理的。
　　第三，重“形式”。形式主义文论非常重视传统观点认为属于作品“形式”的一些因素，如语音、语法、词语、布局安排、结构、体裁、手法等，并且赋予本体的地位，认定文学研究的中心应该是这些因素。
　　第四，运用语言学、符号学的分析方法，为文学理论开辟出一条全新的道路。后来在文论界，“形式主义”成为对西方20世纪一切关注形式、以形式为文学研究本体的文论统称，具体包括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
　　二、形式主义发展脉络
　　（一）开端——俄国形式主义
　　俄国形式主义最早企图使文学研究成为一门自主的、独特的学科，它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传统的文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反叛。无论是古希腊就开始流行的摹仿说，还是后来出现的表现论、再现论，或者表现———再现论，都对文学抱着一种工具论的态度，可以随心所欲地把作品作为心理学研究、社会学等研究参考资料，也就是说文学研究的对象可以是任何东西，但恰恰就不是文学自己。[1]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者否定了这些流行的对待文学的态度，要求文学研究要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以确立自己独立地位。形式主义找到的这个独立的对象叫做“文学性”，也就是使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东西。当形式主义处在俄国形式主义阶段时，文学作品语言的独立价值凸现出来，成为了文学研究的中心。然而正是这种对语言结构形式过度关注的排他性，也成了俄国形式主义的不足之处。语言结构形式固然是文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不是惟一因素。形式虽然有着自己的发展规律，但在根本上它仍然脱不开与社会、文化的干系，形式并不能完全决定自己。
　　（二）发展——英美新批评
　　英美新批评把文学批评从历史、社会背景研究中分离出来，把文学与宗教和道德区分开来，使作品孤立和文本凸现，强调对单个作品的细读，集中探讨文本的结构，注意修辞方式和细微差别，追求一种纯文学批评。他们认为文学作品一经产生就成为自足的主体，就获得了自己的独立性，它本身就能够回答文学批评中的一切问题。新批评的成就之一就是巩固了文本在文学研究中的中心地位，完成了文学批评由外在研究进入内在研究的转折，使得批评的视角更加符合文学自身的要求，相对于长期以来纠缠于作者生平、社会背景、历史研究的文学批评是一种进步。[2]
　　然而同俄国形式主义一样，为了强调文学作品的独立性而切断了文学作品与作者、读者、社会、历史的一切联系，文学作品被孤立成为了片面强调文本的代价。事实上，现实中的作品与世界、与社会有着复杂的联系与交流。
　　（三）转向——结构主义
　　以巴特、托多洛夫等为主要代表的结构主义文论一方面进一步封闭了文本，后来又扩张了文本。结构主义文论大多是将文学作品看作一个自足的、封闭的语言符号系统，试图分离出使这些符号得以结合成意义的一组潜在的组织规则，几乎完全忽略符号实际所说的东西，而集中于符号内在的相互联系上。而后结构主义者巴特认为，文学作品不应被作为一个稳定的客体或界线清晰的结构来看待。文本已不再作为一个孤立的、与外界不相联系的系统，文学是由文本构成的活的网络，文本之间交织着复杂的关系，即“文本间性”。“文本间性”使得批评理论摆脱了单个文本的局限，将目光投向了文本之间的相互关系。显然，文本又扩张了。
　　结构主义文论在通过文学的表层结构探究文学的深层结构方面迈出了新的一步。但是结构主义仅将文学看作一种信息与符号，忽视了文学是生命与审美、意蕴与形式的统一体。其文本分析的目的只在于：重构结构、于是结构被泛化了，使结构成为无所不在，却又无法把握现代神话。结构分析既是结构主义批评的革命的大旗，又成为结构主义文学批评自身的禁锢。
　　三、结语
　　形式主义文论的诞生，完成了文学中心向内转的重要转折，它所建立起来的文本中心论范式专注于寻找文学内部本体特征，掀起了一场意义深远的理论“革命”，宣告了文学作为附庸的历史终结。
　　形式主义在结构主义理论中已臻于完善。但其致命弱症却由俄国形式主义、语言学批评、英美新批评而代代相袭，到结构主义集大成者巴特手中，竟不得不因理论的自相矛盾而作出了对自身的否定。巴特的否定价值在于：他看到了文艺的“过程”，看到了读者参与的现实性和阅读的创造性。可惜是，这种否定不仅未能挽救形式主义理论的厄运，其病根从对文本的任意拆散与重组，对“能指”的偏嗜乃至对“所指”客观意义的根本否定。它进一步把文本与作者、文学与生活现实割裂开来。消解主义文论的崛起，接受美学和当代社会批评的重新抬头，可说就是对结构主义的改造和质疑，它的兴起与发展带来了另一番迥异的文化批评。［3］
　　参考文献：
　　[1] 蔡鸿滨译：《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6页.
　　[2] 张隆溪：《20世纪西方文论述评》，上海，三联书店，1986，第86页.
　　[3] 王忠勇 《当代西方文潮》，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第308页.
　　作者简介：王青（1988.9-），女，江苏连云港，重庆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生，研究方向: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