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将军小故事】 大将军的故事

　　许光达同志是一位忠贞的共产主义战士。从一九二五年入党、参加南昌起义到建国以后任国防部副部长、装甲兵司令员，几十年来，为党为国，忠心耿耿。他一生坚持真理，秉正刚直，容不得那些篡党窃国的阴谋家们的胡作非为。早在延安时期，他就对江青、还有那个“理论权威”表示过轻蔑和不满；**当国防部长、狂叫“突出政治”时，他硬是紧紧地抓住坦克部队的训练不放；在*****中更是不顾个人安危，顶撞了一些“权势很大”的人。
　　在人妖颠倒、忠逆不分的那场浩劫中，这位坚持原则、耿直不阿的老将军也就“理所当然”地惨遭迫害。他被莫须有地诬为“特务”及“二月兵变”的二号人物，和贺龙同志前后不差几天地去世于一九六九年六月。去世前，**的死党在许光达同志健康状况急剧恶化的情况下，还对他连续进行了五十三个小时的审讯！在残酷的迫害面前，老将军的回答是：“只为人民谋解放，粉身碎骨若等闲！”
　　许光达同志在黄埔军校、莫斯科列宁学院、东方大学坦克系攻读过，在战争年代里指挥和组织过成百次战斗，解放后又为建设一支强大的装甲兵作出了卓越贡献，是一位功勋卓著、久经考验的优秀军事家。但他功高不自居，位高不挟赏。建国后，他被授予大将军衔、工资定为四级的时候，急得夜不成寐，三番五次给毛主席、给军委打报告，请求降低自己的军街，表示对革命贡献甚少、人民给予荣誉太多，结果以工资降为五级而了事。下面讲的就是这位大将军在生活方面的一些小故事。虽是片片断断，却象一滴水可以反映太阳的光辉一样，显示出一位共产党人的胸怀和品格。
　　“人情不能大于王法”
　　三年经济困难时，农村粮食十分紧张，一些部队的干部家属就从乡下跑到部队长吃长住，在群众中影响很不好。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不致使部队变成“防空洞”，在许光达同志主持下，装甲兵部队党委作了决定：今后只招待来部队的亲属三天，应尽量动员他们回原籍。
　　事有凑巧。“军令状”刚下的第二天，老将军的家乡来了两个人：他的老哥哥搀扶着患有严重浮肿病的弟弟来京求助。许光达同志正在开会，他的爱人邹清华同志接待了这兄弟俩，先是帮助病人上医院，然后又恳切地向老哥哥讲述了装甲兵党委的最新决定，动员他立即回湖南。隔了两天，这位老哥哥还没想通时，那位患病的弟弟，就病死在医院了。死后发现，由于饥饿过度，他的胃已萎缩，肠已干瘪。
　　事情发生后，有些人背后议论邹清华同志，说这位当嫂子的有些不近“人情”。许光达同志知道后真挚地说：“不，她做得对，党委刚刚作出决定，是我让她这样做的。俗话说，人情也不能大于王法啊。”
　　老将军心里也很难过。把弟弟火化后，他又亲自去动员哥哥回乡，最后还是说通了。老将军从自己一家的粮食定量中挤出一些，给哥哥蒸了馒头，让他带回去。警卫员发现，平时不大爱流露感情的老将军，亲自送哥哥上车站时，也掉眼泪了。
　　“我若是个普通病人呢？”
　　一次，许光达同志的右眼长了麦粒肿，一位眼科老大夫为他作刮除小手术。手术中，由于不慎碰破了眼睑小血管，引起皮下淤血，许光达同志的眼睛很快就肿得乌青乌青的。
　　这下子，那位大夫可紧张了，司令员的家属也很着急，医院里还要追查事故责任，上级
　　保健单位提出要许光达同志转院治疗……
　　许光达同志呢，却不以为然。他赶紧把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家属叫来，嘱咐了三条：第一，不转院；第二，不要再声张；第三，还让那位大夫继续治疗。他说，那位老大夫并不是有意的嘛！他年纪大了，手可能有点颤，谁的工作不会出个差错？仅仅因为碰上了我，就这样兴师问罪？我若是个普通病人呢？这样搞，不就把个大夫毁了吗？！他又写了封信给医院，要求医院领导不要追查什么责任了。
　　按照许光达同志的意见，还是由那位老大夫治疗。为了减少大夫的紧张情绪，许光达同志先跟他聊天，又给他剥了桔子，开着玩笑说：“你们当医生的爱讲维他命，总没有我这桔子的维他命丰富吧！吃！吃！”作治疗时，还一个劲地说：“不疼，不疼，你尽管动手吧！”
　　疼不疼，老眼科大夫是知道的。他两手有些颤抖地为司令员解开绷带。这“颤抖”，是因为他心里有一种难以言状的激动啊！
　　“先从我做起”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许光达同志的一家和他的警卫员、公务员、司机等，响应上级号召，利用宿舍附近的空地，种了些麦子。为了把地搞肥些，司令员的警卫员曾经到警卫连去拉了一车粪撒在地里。
　　年终，装甲兵机关整顿作风搞总结时，有同志提出了这件事。司令员虽然当时根本不知道运肥这件事，听了意见后，还是在全机关的群众大会上做了严肃的自我批评。他说：“大家都要种点东西，警卫连的战士积了肥，我们家去拉，这是不劳而获的行为，是不应该的。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嘛！咱们整顿作风，发扬优良传统，先从我做起吧！”
　　这件事使警卫员非常不安。他几次去警卫连说明：运肥时司令员并不知道。警卫连的战士们都被老将军这种严于律己的精神感动了。
　　“不能超过老百姓的标准”
　　一九五七年，许光达同志九十岁的老父亲去世了。按照当地风俗习惯要办隆重的丧事，特别是有个儿子在“京都”“当了大官”，似乎就更应当讲讲排场，搞得不寻常些。为此，在家乡的几个兄弟拍来多次电报，要求他回去主持丧礼，还提出许多要求，光是丧事所用白布，就在单子上开了三十匹。
　　许光达同志坚决不回去。他说，我一回去，还要惊动许多省里的、县里的“地方官”，一个共产党的司令员，带着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为父亲送殡，这和国民党的官僚有何区别？
　　许光达同志只派了自己的秘书，带着二百元钱，代他去料理丧事，并且几次打电话给当地政府，要求他们“严格控制”，不能因为是司令员的父亲就铺张浪费，一定不能超过老百姓办理丧事的标准。
　　对此，许光达的几个叔伯和兄弟很是不满，以提出“不葬”表示“抗议”，丧事拖着办不下去了。司令员听说后，又电告当地政府：“他们不葬，作为儿子的我，就委托地方政府动员群众代葬。”这才算解决了问题。
　　他的秘书从湖南回来一报账，整个丧事共花费了一百五十元。以后，他的老母去世时，家乡再也没人提出额外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