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党化图书馆析略:民国时期中国图书馆的兴起与发展
［摘 要］ 民国时期的党化图书馆，是党化教育思潮与图书馆实践的结合物。它肩负党化教育的使命，政治色彩浓厚，在民国图书馆事业中独树一帜。民国时期党化图书馆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有着一个思想孕育、各界推动、多路径建设的过程。
［关键词］
党化图书馆;党化教育;民国时期;图书馆史
［中图分类号］G259296［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6041(2012)04-0001-04
民国时期，国民党为贯彻“以党治国”的方针，在教育文化领域大肆宣扬党义，实行党化教育。作为社会教育文化机关的图书馆，于社会最普遍，与民众最接近，被国民党视为党化教育的理想阵地。以“宣扬党义”为己任、以“推行党化教育”为使命的党化图书馆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然而，党化图书馆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有着一个思想孕育、各界推动、多路径建设的过程。其中，党化图书馆的思想孕育于党化教育思潮，后在李小缘、杜定友等先生的探讨下进一步发展；党化图书馆的建设则在国民政府及图书馆界的推动下，从建立党化图书馆、收藏党义书籍、查禁“危害党国”刊物等方面展开。
1 党化图书馆的思想孕育
1．1 思想渊源——党化教育思潮
国民党自1924年改组以来，综观国内外形势，提出“以党治国”主张。认为中国欲想屹立于世界，拥有自由平等的地位，全体国民就必须共同立在一种主义之下，并努力奋斗才行。应用这种必须共同的主义，建立国基，经纬群业，就是以党治国。［1］1而在以党治国的原则下，教育和别的事业一样，或者比别的事业更形重要，是要实行党化的。［1］2 党化教育由此展开。
民国时期的党化教育（后改称“三民主义教育”），其实质就是教育的国民党化。它以“实现三民主义为鹄的”，要求不只是在教科书中加入三民主义的话，也不只是在教育行政机关里张贴几张三民主义的文告，而是应该渗透到教育的方方面面。［2］ 这种意在巩固和加强国民党统治的党化教育，遭到了当时以任鸿隽、蔡元培等为代表的知识精英阶层的激烈反对。但在国民政府的积极推动下，党化教育还是很快形成了一股社会思潮，席卷社会教育各个领域。不仅学校成为党化教育的重灾区，就连一贯秉持独立精神的图书馆也被卷入其中。在党化教育思潮的孕育下，党化图书馆思想初步形成。
1．2 思想发展——以李、杜探讨为代表
为了与“以党治国”的时局相切合，配合国民党实施党化教育，民国图书馆界对党化图书馆的思想进行了发展，其中论述较全面、影响较大的当为李小缘和杜定友两位先生。
1926年初，李小缘先生的党化图书馆思想已经形成，经过一年的思考与完善，于1927年3月以《全国图书馆计划书》的形式发表。李小缘的党化图书馆思想，主要内容为设立国立中山图书馆。他认为孙中山先生对“中华民国”有奇功，应该专门设立图书馆，以志纪念，发扬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国立中山图书馆要注意设立中山先生纪念特藏，专搜中山先生之著作遗教，及其他与党义有关的书籍，以实现图书馆的党化教育职能。［3］217李小缘关于国立中山图书馆的设想，应该说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相当切合，适应了国民党党化教育的基本理论。
几乎与李小缘同时，民国另外一位著名图书馆学家杜定友也公开提出建设党化图书馆的主张。1927年，杜定友在《政治教育杂志》上发表《图书馆与党化教育》一文，言称“我们要完成党化教育，那么办理党化图书馆，似为不可少的事”。［4］481942年，杜定友又在《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上进一步发表《图书与政治》一文，称：“图书是思想的结晶，文化的使者。我们要建立国家，推行政治，图书是一种重要工具。……图书馆的责任，就在传达政府意志……图书馆绝不是一个附庸机关，可以粉饰太平的奢侈品，而是负有时代使命，具有独立性能的政治机关”。［5］1—3杜定友的论述客观上配合了国民党的党化教育理论，两者相得益彰，对党化图书馆的建设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作为民国时期著名的图书馆学家，无论是李小缘，还是杜定友，他们的意见基本上代表了图书馆界的一种声音，即支持用党化教育的思想来引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可以说，在意识形态层面，党化图书馆思想已经成熟，距离付诸实施为期不远。
2 党化图书馆的发展动力
党化图书馆思想在党化教育思潮的孕育下，粗具雏形；后在李、杜等人的探讨中，又趋向成熟。但党化图书馆思想的成熟，只是为党化图书馆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党化图书馆的最终建成，还须一定的推力。
2．1 外力——国民党积极推动
图书馆作为重要的社会文化教育机关，与民众关系密切，社会教育效果良好。国民党鉴于此，特别注重利用图书馆进行党化教育。关于这点，在国民党的党务宣传以及教育部的工作执行中都得以体现。如，早在1929年，国民党宣传会就拟定计划，建立中央图书馆作为国民党文库，专门搜罗有关国民党及其政府的书籍。同年6月5日，中国国民党全国宣传会议在南京召开，讨论“各省市党部建设图书馆应如何实行案”。［6］11 由此可见，国民党对党化图书馆的建设高度重视。然而，这种图书馆并非为民众服务，而是为政党服务，与图书馆的公共精神背道而驰。
国民党不仅从宣传上重视党化图书馆的建设，在实际工作中也积极加以推进。1931年9月，国民党三届中央执委会通过的《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进一步规定图书馆、阅报社等要“多备有关党义的书籍”。［7］357 图书馆的党化教育功能得到进一步强化。教育部在贯彻党化图书馆方针方面，也颇为积极。1941年教育部公布《普及全国图书教育办法》，该办法规定县市图书馆及乡镇书报阅览室选购图书的原则，首先是“阐扬三民主义”。［7］363至此，在国民党的积极推动下，从中央到地方，党化图书馆体系基本形成。
2．2 内力——图书馆界调整迎合
客观地说，党化图书馆的形成，除了国民党的积极推动外，图书馆界在此过程中也很主动，成为党化图书馆的推手之一。文阴教育局在1928年中大区扩教会议上提议：“请省县立图书馆及通俗馆添办巡回讲演及巡回文库，以资倡导读书运动，并宣传党化教育”。［8］ 中大区苏州图书馆蒋镜寰在1929年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上，更将图书馆与党化教育的关系做出详尽阐释：“凡为党治下之国民，无不当明党义；此党化教育之所以重也。今吾国既以党治国，则凡党纪，党纲，以及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意义，俱宜尽量宣传，使民众得彻底之了解，无干格之怀疑。……然则值此训政开始之时，宜如何以宣扬党义？发挥党旨？曰惟图书馆于社会最普遍，与民众最接近，馆无论大小，地无分城乡，均宜多备关于党化之书籍，图画，标语，表解等；或特设革命文库，党书专部。视各地读者之情形，而分别其质量之深浅；务使民众日夕熏陶于党义之中，感受党化于不自觉；则党国前途，实有裨益也”。［9］ 蒋镜寰的年会论文不仅将党化教育的必要性进行了剖析，还将图书馆在党化教育中的作用予以诠释。蒋镜寰是中大区苏州图书馆的代表，他的言论迎合了当时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政策，无疑受到国民党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