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经典语录【解析张爱玲笔下“无爱母亲”形象的根源】

　　 [摘要] 张爱玲笔下的“母亲”形象,都是撕去了温情面纱的“无爱者”,而造成这种形象塑造的根源,是张爱玲独特的经历、不幸的人生,特别是张爱玲的母亲对她的影响。 　　[关键词] “母亲”形象 “审母”意识 根源
　　
　　1943年,23岁的张爱玲一举成名,她小说中那种独特的悲剧意识令人震撼,尤其是她对“母亲”的塑造,更让人不寒而栗。可以说,塑造这种反传统的“母亲”形象的,在中国文学中张爱玲是第一人。
　　19世纪初的文学创作中,“代间冲突”主要表现为父子冲突;母亲常被描写为好意而无能的角色,或者她们是封建礼教的代言人,因为维护礼教秩序不得不与子女产生冲突。子女的反叛是针对封建家长制体现者的“父亲”,“母亲”是温柔、善良、富于爱心和牺牲精神的形象。纵使对母亲的形象稍有微辞,也是迫害的直接对象不是亲生子女,而是媳妇或其他人,间接地造成了子女的不幸。在19世纪30年代,非常富于先锋精神的丁玲在她的长篇小说《母亲》中,也是塑造了一个温柔善良而又大度的传统的“母亲”形象。直到19世纪80年代方方的《落日》和残雪的《山上的小屋》等作品,才出现了对传统“母亲”形象的质疑和重新塑造。也就是说,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出现了“审母”意识,而张爱玲在40年代初的《沉香屑――第二炉香》和《金锁记》中就已经鲜明地表明了她的“审母”意识。
　　我们在阅读这两篇小说时会发现:密秋儿太太和曹七巧是对异国姊妹,二人经历相近,性格略有不同,但两人有着共同的母性中丑恶的负面心理。密秋儿太太作为一个经历了艰难生活的寡妇,她不愿意一手抚养大的女儿一个一个地离她而去,她要占有女儿。她没有获得完满的婚姻,她也要让女儿和她一起过修道院般的生活,连报纸都要审查过才让女儿们看,实际上是她对性的复杂心理的流露,因而她仇视一切浸入自己领地的异性。所以她把女儿训练成纯洁无知的玩具娃娃,不露声色地葬送了女儿的婚姻,也葬送了女婿罗杰的生命。
　　曹七巧更是一个疯狂的母亲,她有三个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心理层次:性变态心理、仇视和嫉妒心理、寡居者的“护犊”心理;她的这些不正常心理烧红了她的眼,烧昏了她的脑,把她变成一个将报复施于亲生子女,不择对象地用亲生子女的幸福与生命来抵偿自己的不幸的“食人者”。她用近于虐待狂般的行为给自己已经十三岁的女儿缠足,痛得女儿鬼哭神号。无论是儿媳还是准女婿的出现,都是对她地位的威胁,于是她千方百计破坏子女的幸福,让自己的子女也“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
　　曹七巧以专制而凶悍的面目出现在读者的面前,密秋儿太太却以满面笑容和满面的泪痕隐藏着杀机。无论是曹七巧,还是密秋儿都是有着阴暗心理的恶毒女性,全然不符合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母亲”形象。
　　为什么张爱玲会对母亲作出如此独特的审视?走进张爱玲的精神世界,从她开始创作前的经验世界里,我们发现:是苦难的人生、独特的经历给予了作家对生活的特殊发现。
　　一、不幸的童年生活
　　1921年,张爱玲出现在上海法租界的张家公馆里,但她来的太晚,家族的显赫、繁华已成过去,她只看到一个灰暗的巨大而虚浮的王朝背影。她的祖父张佩伦是满清大臣,清流派名士,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母亲是黄军门的小姐。辛亥革命结束了一个时代,也结束了张氏家族的命运。锦衣玉食的贵族生活渐行渐远,萧条衰败,仅仅维持着表面的排场。在沉落中的家族内部矛盾已经激化。张爱玲没有赶上显赫、繁华的热闹,却赶上了父母无休止地争吵,离异的“热闹”。
　　张爱玲的父亲是典型的遗少式人物,有旧式的文化教条,会咏诗作赋,曾接受过西方文化的教育,但从未被西方文化所影响,有着一切遗少的恶习,挥霍祖产、坐吃山空、养姨太太、**、逛窑子、吸**,无所不为,声名狼藉。她的母亲虽然也出身于传统世家,却受西方思想影响极深,又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因而对男女不平等及腐败恶习深恶痛绝,对丈夫的堕落无法容忍。张爱玲的童年就是在父母的争吵声中度过的。
　　张爱玲在她的《私语》中记录下了这段无奈的文字:“他们剧烈地争吵着,吓慌了的仆人们把小孩拉了出去,叫我们乖一点,少管闲事。我和弟弟在阳台上静静骑着三轮的小脚踏车,两人都不做声,晚春的阳台上,接着绿竹帘子,满地密条的阳光。”沉重的压抑落到了幼小的心灵之上,父母不和的家庭使张爱玲敏感多思、性格内向、少于人交往,社会适应性差。终于,母亲抛下年仅四岁的她远走英国,而她在继母的管制下受尽委屈,父亲的家像座牢笼,让她时时想要逃离。童年梦魇般的生活及母亲的缺席给张爱玲的心灵造成了严重创伤,这种创伤在她的成长过程中不但没有得到修复,反而加剧了。
　　二、冷漠的母亲
　　尽管张爱玲一直渴望得到母爱,渴望和母亲一起生活,但从童年到青年的成长时期,母亲一次又一次地接近她而又抛弃她,给予她片刻的温暖又将她扔进�沉沉的寒夜。
　　受“五四”后一股“新女性”的影响,又到过西洋留学,张爱玲的母亲拥有了一套自认为“先进”的西方价值标准与原则,并且刻板地以此来培训她的女儿。完全不顾对女儿天性的压抑以及对女儿仅有的自信心的摧毁。她在张爱玲八岁那年回国,开始用“淑女”的标准来培养女儿。其中包括:钢琴、煮饭、练习行走姿势、看人的眼色、照镜子研究面部的神态……张爱玲在长达两年的刻板细致的规范性,感到了自己的无能,她从小因写作的成功而建立起来的自信心发生了动摇,在孤独的清高中有增添了浓重的自卑。之后母亲依然是时常出国,留她与姑姑生活在一起。而下次再与女儿重逢时,她看到女儿做不成她要求的“淑女”,却不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还很失望,甚至不耐烦地说:“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我宁愿看到你死,不愿看到你活着使你处处受痛苦。”其实,这些痛苦就是指“不能适应环境”的痛苦。于是她的性格更加内倾,更加敏感,更加走向自我封闭。
　　之后,在外求学而未成年的张爱玲因经济无法独立,她只好三天两头伸手向母亲要钱,而张爱玲的母亲生活也窘困,她对女儿的关照不是出于感情的必然,而是出于理性选择的不得已,因而渐渐也对女儿伸手要钱不耐烦了。
　　张爱玲万般无奈下才投奔了母亲,却成为母亲无可奈何的负担,这种境况击毁了张爱玲少女时代残存的最后一点亲情,因而张爱玲感到:“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
　　三、结语
　　父慈母爱的“家”的观念在张爱玲的少女时代已经轰毁,无家的失落感,父母(特别是母亲)给她造成的心理创伤,使张爱玲在意识里产生了对父母的敌对情绪。她在刻画消失了父爱、母爱的情感的父母形象中,有意无意地宣泄着对父母的敌对情绪,于是消失了爱的“母亲”形象在她的作品中不断地出现。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是张爱玲在不经意中掀开了一页中国文学人物形象塑造的新篇章,打破了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了的价值观念。
　　参考文献:
　　[1]张爱玲.张爱玲散文全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
　　[2]张爱玲.金锁记A张爱玲文集第三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3]宋家宏.走进荒凉.花城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