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中的英雄 历史中的英雄资料

　　人教版《语文(必修I)》第二单元中遴选的三篇古文分别是《左传》中的《烛之武退秦师》，《战国策・燕策三》中的《荆轲刺秦王》，《史记・项羽本纪》中的《鸿门宴》。如果从主题归类的角度看，这三篇文献为我们留存了历史英雄的鲜活形象。按照教科书编者为我们所做的选择。我们把英雄的首席让给烛之武，这位虽录于史，然而却是一般中国人最疏于了解的草根英雄。
　　
　　草根英雄烛之武
　　
　　虽然我们无法看到烛之武更多的事迹和生平，但出身草根则是无疑的，虽然是有知有识之人，且有一定的知名度(不然，在郑国危难的时候，大臣佚之狐怎么想得到向国王推荐他呢?)，但绝对生活在体制之外。在那场危机没有降临郑国之前，怀才不遇是他人生最大的遗憾。
　　烛之武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已经是烈士暮年了。假如他的母国郑国不经历那场存亡危机――遭遇秦晋两个大国的包围，面临瓜分豆剖的灭顶之灾，也许不仅我辈后来人不知道烛之武为何许人也，就是与他同时代的人们也可能是世人不知烛之武。一个人的有幸名垂青史，却是以他的母国的不幸为代价的。据说很多诗人是凭了这样的际遇走进文学史的，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同样，英雄也是历史际遇成就的，所谓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没有“横流”，英雄就无用武之地。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烛之武在郑君求他为国纾难的时候，实在没有必要发牢骚、说风凉话：“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也，今老矣，无能为也矣。”何况历史处于一个世卿世禄的时代，周天子之下是诸侯，诸候之下卿大夫，……老百姓参与国家大事，历史还没有做这种制度上的设计，自然是尚不需要。等到有黎民百姓施展拳脚的机会，一定是王公贵族们，或体制内的精英们实在没有解决之道了，国王面临“诸公衮衮登台省”而又无人可用的窘境了，机会才向民间开放。正是腐朽的制度制造平庸的官僚和无效的国家机器，正是昏庸的国君无法让天下之货畅其流、天下之物尽其用、天下之言顺其讼、天下之才显其能，才招致了国家的危机，给英雄们登上历史舞台一线曙光。看来历史的死机有时候竟是英雄的生机，生活常常就是这样有趣，历史常常就是向人们这样教授辩证法的。过去我们常常就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打口水战，其实这两者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承的。
　　《烛之武退秦师》中的郑国和郑君可能处于一种特殊的历史境遇中：王室虚微，诸侯坐大，诸候列国只有做大做强才能免于被做大做强了的其它诸侯吞并，内外兼修方可求得生存与发展。小国且夹在两个大国中间，这样一种特殊的地缘政治就是郑国和郑君面临的现实。看来郑君并没有这样的危机意识，否则，怎么会有烛之武的牢骚。按理说，野无遗贤才是清明的政治；而作为一介平民的烛之武肯定是有着深重危机意识和责任意识的“公民”。如果没有这样两种意识，那下面他只身赴秦营，徒手见秦王的慷慨陈词之举，以三寸不烂之舌智退强国虎狼之师就显得太不可思议。这个集智慧、勇气和热情于一身的汉子一番陈辞，三句话，三层意思，一个中心就化解了一场地区危机。实在了得。
　　《孙子》曰：“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如何不战而屈人之兵?《孙子》又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这一总的原则下，利用矛盾，分化敌人，瓦解敌人，釜底抽薪，做到不战而且屈人之兵是烛之武主要的策略。
　　让我们再来回味一下烛之武对秦王的那番陈词吧，看看我们从中究竟能发现些什么。
　　(1)“秦、晋围郑，郑既知其亡矣。若亡郑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表面是弱者示弱，实则以激将之法晓喻秦君：一国之君，进退要考量利害。损人不利己的事情谁人会做?
　　(2)“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直陈秦国参与围郑之害。两个陈述句夹一个反诘句，严慈兼济，恭倨有度，邻厚君薄的利害推论有据。
　　(3)“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婉言存郑于秦之利。先以“若舍郑”假设存郑，继以“无所害”利诱秦君，形成言婉而理直的推论。绵里藏针。
　　以上都可以说是就秦郑之事论秦郑之事。就事论事，所陈之利害一目了然，所析之事理昭然若揭。言语有机锋，态度无卑亢。奠定了实现从秦郑之论到秦晋之论的基础。
　　(4)“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一个“且”(再说)，巧妙转移话题。看似随便提起，实则苦心离间。内容则直陈晋君失信秦君的历史往事。是挑拨，更是事实；所提之事是秦君内心挥之不去的纠结，是晋君失德的记录。
　　(5)“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两个反问句，前者激发听者对晋君贪得无厌的愤慨；后者直陈秦国的未来之患。一句“唯君图之”，言已尽意无穷，令人不能不深长思之。
　　秦晋之论，将眼下的秦晋关系放在历史与未来这个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下分析，不仅超越了眼前的秦郑晋关系，而且是将郑国的危机巧妙地转化成了秦国的危机，将晋郑两国的矛盾(晋国联合秦国攻打郑国的理由是“以其元礼于晋，且贰于楚也”)，转化为秦晋两国矛盾，将秦晋两国过去的恩怨，转化为未来的利害冲突。这一切得益于烛之武的机辩。更有赖于他对秦郑晋三国的地缘政治的了如指掌，对于秦晋两国历史的了然于胸，对彼时各国关系及“国际秩序”的现状与未来的洞若观火，还有各国君主性情禀赋的深刻了解。
　　草根只能说明烛之武的出身，不足以说明他的天才禀赋和历史作为。他是一个知识英雄并且其才能和智慧跨越政治、军事、外交诸多领域，用我们今天的话讲，是一个难得的复合型人才。上天让他降生在郑国，是上天对郑国的眷顾。
　　这段史事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更广阔的思考空间：在世卿世禄的社会结构延传久了之后，这种靠血缘和封荫来维系的政治统治就出现了问题，最大的问题当然是人才的问题。人才的问题在太平光景里是难以发现的，但一旦出现危机，冠盖满京华，无人尚可用的局面就出现了。这个时候民间人士、草根英雄就有用武之地了，事情多了，民间参与的多了，政治的重心也就开始下移了。政在民间正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个特点。烛之武这样的草根英雄，一夜之间闻达诸侯，也就不奇怪了。在小学阶段学习过的“渑池之会”，高中阶段还将继续学习的《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蔺相如和烛之武的情形就很相似。初中学过的《曹刿论战》中的那个曹刿同烛之武的情形就更为接近了。这说明列国时代，政治中心下移并不是个别诸侯国的特殊情形，而是一个普遍的事实。列国之间的竞争，表面上看是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强弱和国土面积大小与人民多寡的竞争，但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用我们今天的话讲，前者都是硬实力，后者才是软实力。大家其实都看到这一点了，所以，这个时期就成了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
　　
　　侠义英雄荆轲
　　
　　侠义英雄在我们的传统中，先是有史传记录的，《史记》有“游侠列传”，《汉书》中有“游侠传”，后来的正史里面就没有侠的位置了，如有提到也绝对是被剿的 “盗”、“贼”、“菲”、“寇”，想必是他们“扶弱抑强，抗官济民”的精神不见容于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正史绝书后，《太平广记》还有些记载，更多的则转移到了小说中。所谓“路见不平一声吼，风风火火闯九州”只能在小说中看到了，而且成了小说中特别耐看的一类题材。有些侠义英雄的故事妇孺乐见，老少皆宜。这种特定的审美情趣可能折射了某种社会历史心理。
　　侠义英雄，似乎带有更多的花间酒气和传奇性，要么在力量上、要么在智慧上、要么在际遇上，他们都有常人不可企及的地方，带有更多超乎人性和自然的神力。他们即便是真有其人其事，也会因为被期待有更多异于常人的东西而被传播者不断地演义，最后成了半人半神的英雄。我们民间特别期待这样英雄出现的原因，常常是因为自身的软弱，特别需要保护，或者是社会特别的缺乏秩序或正义等等而需要这样的英雄给予我们安全的保障，秩序的维护，或正义的承诺。就像在一个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正义难申的社会人们就特别希望有包公出现一样。没有的话，就通过戏曲、小说、影视来满足。所以，有时候，精神需求反映的是社会现实的问题。同样历史上出现这类的英雄，即使是真实的历史，也反映了历史曾经有过的问题。
　　侠义英雄不管有什么样的神通，有一点，似乎是他们的宿命：他们总是成为别人实现某种愿望和完成某种使命的工具和手段，是别人棋盘上的一枚棋子。他们为人处事总是有些任侠和想当然；胆子总是胜过脑子；豪情胜过理性，说到底就是带有一些莽撞、蛮性和盲目。所以，他们又被称为草莽英雄。这样的一些特征在我们今天要说到的刺秦英雄荆轲身上也是可以寻到些蛛丝蚂迹的。即使我们不作旁征它引，’仅就教学文本为我们提供的文史文本来看，也能窥斑见豹。
　　荆轲刺秦的举动用今天的话来讲，是一种由个人实施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由个人实施”很好理解，整个行动是以荆轲为主的少数几个人来完成的，“国家恐怖主义”是就恐怖活动的目的、组织、筹划、活动经费支持的来源等方面来说的。它是燕太子丹直接领导的，整个行动由他一手导演，荆轲不过是深谙燕太子之意的男一号。在这件事情上，太子丹既有他城府的一面，也有他猴急的一面。这两面，从文本上都可以找到明确的证据。
　　“秦将王翦破赵，虏赵王，尽收其地，进兵北略地，至燕南界。”这就是燕国面临的局势，此危急存亡之秋也。燕的铁杆盟国加邻国赵国全境已经被秦军占领了，赵王被俘。秦军乘胜前进，挥师北上，剑指燕国，兵临燕国南疆。燕国眼看就要成为下一个赵国。在这种情形下，太子丹自知大势已去，无力回天，产生刺秦的想法，寄希望于万一，碰碰运气，成亡在此一搏，这在他身边的人看来也不是不可以理解的。只是他自己不愿说破这件事，才委婉地试探荆轲：“秦兵旦暮渡易水，则虽欲长侍足下，岂可得哉?”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士为知己者死。这是那个时代客卿和施主之间不需言说的伦理默契。不仅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事情，而且是全社会共知的一种人际契约精神，是一种文化，并且影响深远。所以，荆轲一语道破：“微太子言，臣愿得谒之。”并且一下子就进入了主题，提到了行动所需的条件：“今行而无信，……，诚能得樊将军首，与燕督亢之地图献秦王，秦王必悦见臣，臣乃得有以报太子。”太子既要用刺秦计，何尝不知道该如何做呢?他要帮助他实现刺秦计划的荆轲主动说出他的心思来，还故做不忍状：“樊将军以穷困来归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伤长者，愿足下更虑之!”
　　樊於期是一个侠义不逊荆轲，而脑子反不及荆轲的武夫，在荆轲的仇秦煽动和暗示下，“仰天太息流涕”却“计不知所出耳!”见他启而不发，荆轲又将问题进一步挑明，抛出一个“可以解燕国之患，而报将军之仇”的一石二鸟之计，樊於期再启不发，荆轲索性一语道破：“愿得将军之首以献秦。”樊於期的自刎，以及太子“闻之，驰往，伏尸而哭，极哀”都是情理中事，所以。史家用八个字一概而过便结束这件事的叙述。太子巧妙利用荆轲的侠义和樊於期的仗义几乎做到了声色未动而义利两全。谁说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燕太子就做到了。
　　太子的猴急不仅让他风度尽失，而且很有可能正是因为他的急导致了本来可能成功的刺秦功败垂成。
　　荆轲刺秦，自知除了取信秦王，能接近秦王之外，要“往而能反”(去了之后还要能好好活着回来复命)，还需要一位得力的助手，尽管太子已为他配备了一名燕国的勇士秦武阳，实际上不过是一个敢于亡命没有见过大场面的孩子。所以，在人头、地图、匕首、助手准备齐全后，“荆轲有所待，欲与俱，其人居远未来，而为留待”。他的悉心却招来了太子的误解。荆轲想去了还活着回来固然天真，有谁见着以卵击石，尚余完卵的，太子是深谙其理的，其实谙其理的还有其他的客卿，所以，待到他们上路的时候，“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自衣冠送之”，“士皆垂泪涕泣”，“前而为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太子“迟之，疑其有悔”(认为他行动迟缓，怀疑他后悔了)，不太可能是误会，更大的可能认为这简直就是痴人说梦。信而受疑，忠而被谤，勇而见怯(讲信义却遭受怀疑，忠诚却被毁谤，勇敢却被污怯懦)是那些侠义之士最不能接受的羞辱。他们最重者是一诺千金，还有名节。所以，“荆轲怒”“叱太子”“遂发”，仓促上路，还多少带了一些不被理解的怨气。
　　秦武阳见到秦王之后的情形证明荆轲先前的担心和疑虑不是没有道理的。进了秦殿，“至陛下，秦武阳色变振恐”，以至于“群臣怪之”，虽然荆轲灵机应对，以“北蛮之鄙人，未尝见天子，故振慑，愿大王少假借之，使毕使于前”的说辞瞒天过海，骗过了秦王和群臣，但在接下来荆轲与秦王的格斗之中，要想秦武阳派上什么用场，帮上什么忙，已绝无可能。史书根本就没有再写到他的表现，就好像他压根不在场。所以，在群臣不敢上殿帮助秦王，左右徒手不能助秦王一臂之力，而在秦王仓卒间不知身负利剑的有利形势下，手持匕首的荆轲终于奈秦王无何，最后以秦王自“击荆轲，断其左股”，“复击轲，被八创”结束了这场短兵相接的搏斗。
　　至于一个剑客，手持匕首，面对一个惊慌到手拔不出剑，后来又吓得背着剑“环柱而走”的君王，行刺行为终不能得手的原因，荆轲那段“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的解释，不是用来自欺，就是用来欺人的。陶渊明在《咏荆轲》中说“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看来陶渊明是不信这番说辞的。
　　如果不是自欺欺人而是实情实语，则说明了行侠之人介人政治的无知。无知到把侠义世界一个侠客与另一个侠客之间的信义关系。一个门宗掌门人与另一个门宗掌门人的信义关系简单地照搬进现实政治世界中国与国，国王与国王的关系中来，简直是只知己而不知彼。这是两个世界的两种游戏规则。侠客讲究一诺千金；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信义就是生命。政客从来无诚信可言，讲究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信义。即使如荆轲意，生劫秦王，秦王为保全性命。签下一个什么秦 燕友好互不侵犯的契约，还不是管得了今天，管不了明天。秦国的综合实力摆在那儿。
　　这就是侠义英雄的可歌可泣之处，也是他们的可笑可悲之处。侠客英雄在他们介入政治的历史表现来看，常常不是赚吆喝，就是赚眼泪。结局没有一个算好的，他们讲究的是过程、是悲壮。荆轲也是如此，好一个堂吉诃德!
　　太子丹以荆轲刺秦王想以此来纾困解难，挽狂澜、扶倾厦无异于盲人无计，抓着稻草当筏木。总之，这事从长远看，是无济于事的。所以，后来苏洵在《六国论》中说：“至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等到太子丹用荆轲刺秦作为解决国家危机的办法，才招致了灾祸的到来)，“向使……刺客不行，……，则与秦相较，或为易量”(假如荆轲不去刺秦王，……，那么凭借现有的实力与秦国抗衡，谁胜谁负还很难轻易下结论)。不要说刺秦难以成功，即使成功了又将何如?可能会造成秦国政治的一时混乱，秦军的暂时撤离，但秦国要统一天下的历史趋势恐怕不可改变。贾谊在《过秦论》中讲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发扬了六代先王留下来的功业，来完成统一大业，不是一个人，一代人朝发夕思的事。杀了秦始皇还有后来人。燕国人用刺秦的办法来解决两国的矛盾，在秦强燕弱的历史背景下，只可能招致秦国人更疯狂的报复。
　　所以，个人恐怖行为也罢，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也好，它们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是在无力面对既定的现实，无法通过正常的方式解决眼前的危机，无法通过常规的途径实现自己的目的之后，采取的一种铁血策略。常常是在对抗中处于弱势的一方因为绝望而采取的一种冒险行为：其结果要么鱼死，要么网破，充其量也不过鱼死网破。这种暴力的方式有时候其实是一种最软弱的表现，是一种无能为力的表现。
　　像荆轲一类侠义英雄的作为只可能限于历史上比较不重要的变化上才有那么一点意义，因为“历史过程的每一个重大的发展都决定于社会力量和经济力量；在这样的力量对比当中，英雄和伟人都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因素，不妨把它忽略。”
　　([美]悉尼・胡克《历史中的英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1面)
　　
　　帝王英雄刘邦项羽
　　
　　实事求是评价一位历史人物不容易，但很有必要。如果师生中有人有这种兴趣，不妨可以从刘邦开始。
　　项羽这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论勇猛、说血性无疑是可以位列英雄前茅的，但要进入帝王英雄的行列，按其功业其实是没有资格的。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在《史记》中将他列入“本纪”，进入帝王的行列，体现了一代史家的史识史观，不仅如此，而且通过他的如椽巨笔，让他以最生龙活虎的形象彪炳史册，对他功败垂成的人生际遇寄予了无限的同情。当然，对其性格气质上的缺陷也作了不留情面的写实。
　　《鸿门宴》是刘、项两个政治、军事集团由合作反秦到分庭抗礼的分水岭，也是在极具戏剧冲突的事变中表现两个历史人物性格的极好机缘。司马迁以几乎严整而完美地符合古典三一律(在同一空间、同一时间、表现同一事件或人物)要求的方式再现了这一历史重大事变瞬间中的人和事。鲁迅誉之“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由此可见一斑。
　　在《鸿门宴》中，刘邦集团在势力上处于弱势，在情理上处于强势。他以进可攻、退可守的处事原则。外加好汉不吃眼前亏的机变，坚持一个诉求，遵守怀王与诸将的约定，兑现承诺――先破秦入关者王之。
　　项羽依仗兵强马壮，人多势众，根本没有意识到眼下处境的尴尬。契约是弱者的护身符，强者哪里拿规矩当回事。拿破仑曾经说过，世界上只有两种力量：刀剑和精神，并且还补充说，刀剑总是会被精神所战胜的。拿破仑是一介赳赳武夫，但他是一个有思想的武夫。依我之见，在《鸿门宴》中项羽和刘邦正好代表了这两种力量的较量，当事的结局和稍后即已展开的楚汉战争的结果也正好是拿破仑所说的那样。看来，拿破仑讲的是一个普遍的真理，而不是某一个特殊的规律。
　　《鸿门宴》中，刘、项登场的时候，刘邦已经决心与项羽就谁“王关中”的问题摊牌。他的“军霸上，未得与项羽相见”，恐怕并不是什么军务在身，抽不出时间，而是一种要求平等的姿态：为什么不是你来拜访我，而是我去迎接你呢，先到为君，后到为臣，从来如此，你项羽和我刘邦虽然实力有强弱之别，但你我不过是诸将中的一个和另一个。尽管此时两军实力相差甚远：“项羽兵四十万”，“沛公兵十万”，但刘邦发出的信号却是强劲的。
　　曹无伤的告密招致了项羽的一时之气：“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也引来了一场充满杀机的鸿门宴。危机从来充满辩证意味：既是死机，也有可能是生机，其中的变数全靠人来把握，涉事之人把握局势能力的高下、处事的智愚立等可见。
　　对于项羽阵营来说，项伯的不智之举，不仅是将一项重要的军事情报亲赴刘营告了密，替人谋划了对策，还反过来替人做说客，更令人失望的可能还是在第二天的宴会中，起身舞剑，以身“翼蔽沛公”，使范曾企图通过项庄舞剑刺杀刘邦的计划流产。项伯这样的人是典型的没有原则，感情用事的人，是大事糊涂，小事精明的人。你看他怎样出卖项羽，你再看他怎样明里暗里帮助刘邦。这样的人种用利用还行，做朋友是大忌。按理当立斩不赦，可项羽不但没有惩处他，反而还让他出人将营，参与军机。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叔侄一对，笨蛋一双。看看刘邦怎样处置曹无伤的：沛公至军中，立诛杀曹无伤。
　　在整个事变过程中，刘邦和项羽表现出了巨大的性格差异，在这些差异中，我们可以很好地总结一下，看看人性的优点和缺点中，哪些因素是事业的致命伤，真正的领袖应该具备怎样的人格气质。
　　项羽巨鹿一役，消灭了秦军主力，声威大震，以至“项羽召见诸侯将，诸侯将人辕门，元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所以，刘、项相见时。项羽时时占尽风光，刘邦处处唯诺局促，有些抬不起头，形势比人强，身在屋檐下，人要学会低下头，刘邦的特点之一就是能屈能伸。然而，正是在这样一种力量对比与气势格局下，项羽产生了自我认识上的偏差。刘邦服从项羽非心服也，逼兵势耳。项羽胜刘邦非真胜也，赢了面子，输了里子。
　　要面子之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图虚荣、认长辈、尚义气。这三点在项羽处理刘邦、项伯、樊哙三人对他的冒犯上可以一目了然。对刘邦是你对我实际上如何我不计较，但表面上一定要服我，哪怕骗我。刘邦不买项羽的帐，冒犯了项羽，但只要一声对不起，项羽也就前嫌尽释；对项伯为刘邦评功摆好，指责项羽欲诛有功之人(“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善遇之”)按照项羽的性格那是一种绝对的冒犯，并且事关原则，决不可忍的事情，但由于是他的季叔、前辈，也就答应了；樊哙，不过是刘邦手下的一个骖乘，对于他“拥盾以入”的闯禁和沫星横飞的唾骂，项羽不但不以为怒，反而惺惺惜惺惺，好汉识好汉，赏酒赐肉，好不豪爽。把范增精心安排的好好的一场“鸿门宴”，变成了表现自己豪爽慷慨的秀台。一枚威力巨大的定时炸弹就这样 被自己拔出了引线；一个剪灭对手的机会就这样被自我放弃了。
　　我们再来看看刘邦是怎样化险为夷的。
　　刘邦在自己的政治企图暴露之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并且表现得一筹莫展，三呼“为之奈何”，“为之奈何”几乎成了他应对危机的口头禅，但正是这个口头禅把问题交给了别人，调动了属下解危纾困的积极性。他的智慧都是大家的智慧，他懂得从善如流、集众思广忠益的道理。凭着这一点，他闯过了一道又一道难关。
　　得知项羽将要兴师问罪，他听从了张良的安排，礼遇项伯，并且以儿女婚姻笼络项伯，获得了项伯的帮助。于是有了鸿门宴。
　　到了鸿门，他就向项羽谢罪。表面上是赔不是，实际上是解释误会，掩饰自己封关拒纳的企图，并且说得不卑不亢，义正词严，一下就达到了打消项羽疑虑的目的。不仅如此，还打探到了自己内部的奸细。你听他怎么说：
　　“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人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隙……”
　　听了这番说词，项羽脱口而出：“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
　　搞定了项羽，危机并没有完全解除。面对项庄的拔剑起舞，他命悬一线，又是项伯和张良解了危。项伯的拔剑舞和张良召樊哙，使得鸿门宴剑拔弩张的形势稍有缓解，刘邦得以借口如厕，获得“间道”逃生的机会。
　　这样看来，刘邦的逃生多存侥幸。每到关键处，总能逢凶化吉，事情一波三折，故事险象环生，一切仿佛都是命中注定一样。就《鸿门宴》文本提供的解读空间，存在这样的理解自然是不错的。但如果我们将视野放开一些，参照一下《史记・高祖本纪》和《史记・项羽本纪》，丰富一下人物活动的背景，那么，这里的很多看似偶然的东西。似乎就呈现出某种必然性的迹踪来。
　　在《鸿门宴》中，无论是刘邦自陈劳苦功绩。项伯代陈，还是樊哙怒陈。他们都指向一个目的――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杀刘不义。义是项羽这样的英雄崇尚的，义还是不义，要看刘邦所言是不是事实。
　　公元前208年，刘邦率五千人马西进攻秦，曾被人讥为“探虎口者也”。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大小战役不下十次。兵源由出发前的五千增至十万。实事求是地讲，如果没有刘邦在河南坚持抗秦，消灭、招降、牵制大批的秦军，项羽的巨鹿之役恐怕难以迅速结束。章邯投降项羽自然与项羽正面战场的打击关系甚大，但也有秦廷内赵高的构陷，刘邦的尽陷河南、逼近武关，事已难为不无因果。我们不妨把刘邦等口口声声的功绩晒一晒。看真实的情形究竟如何。
　　
　　由上表可见，刘邦口口声声称自己入关灭了秦，是推翻秦王朝的有功之臣。不是没有一点说法的。这些战绩相信项羽也是心知肚明的，这也是他在刘邦称情、项伯代情、樊哙怒斥他的时候，他能沉默保持不接话，要么迁怒曹无伤，要么允诺，要么王顾左右而言它的原因。因为他自己可能都觉得有点理屈。
　　课本中有一道思考题，要求学生在学了《鸿门宴》，思考之后谈谈项羽失败的原因。根据有限的文献资源。大多数学生会从文本中找出范增的话来分析――“君王不忍”。“不忍”，就是不忍心，就是太仁。就此文本得此结论，当然不能说不正确。如果大家再看看《史记・项羽本纪》和《史记》相关的章节，可能就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项羽以四十万兵力压服刘邦后，“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大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对比刘邦的“约法三章”，“籍吏民，封府库”，“财物无所近，妇女无所幸”，民心的向背不言而喻。
　　刘邦、项羽，前者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代表了当时进步的生产关系；后者代表的只是旧贵族的利益，目的也就是恢复旧国，列国纷争，战乱不已的历史怎能重演呢?已经证明是腐朽的东西怎么可能会重新焕发生机呢?历史是最不讲情面的：顺者昌，逆者亡。所以，刘、项二人功业成败相反，在某种意义上不完全是个人禀赋和性格的差异，尽管这些东西在历史的某些细节处会发挥很大的作用，但在大格局的问题上，历史事变张显出来的性格远远超出了英雄们个人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