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曲和梁辰渔:梁辰渔

　　 [摘要] 拥有六百年历史的昆曲被喻为“百戏之祖”,也被联合国授予首批“人类口头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在昆曲的发展过程中,梁辰渔的《浣纱记》是一部典范之作,它对昆曲的传播和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值得我们去认真探讨其艺术成就。
　　[关键词] 昆曲 梁辰渔 《浣纱记》
　　
　　一、昆曲的起源
　　昆曲原名“昆山腔”,清代被称为“昆曲”,是我国传统戏曲中现存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它起源于昆山,盛行于苏州,距今约有六百多年的历史,被称为“百戏之祖,百戏之师”。2001年5月18日,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首批“人类口头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在古代中国戏曲史上,元有杂剧,明有传奇,是中国戏曲繁盛与璀璨时期。传奇由唱南曲的宋元南戏演变而来,其取材多出自传奇故事,剧情又颇具传奇性,故专称为传奇。明代传奇对中国戏曲极为突出的是它在音乐声腔方面的贡献。以前的元杂剧在北方流行,基本上只有一种北曲声腔体系,而明传奇则发展成了四大声腔:先后流行的是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和昆山腔。
　　昆山腔起初只是民间的清曲、小唱。之所以“流丽悠远,出乎三腔之上”取代其他声腔,得益于嘉靖年间的音乐家魏良辅对昆山腔进行的一次重要的改革。他以原昆山腔为基础,参考海盐、余姚等腔的优点,吸收了北曲中的一些唱法,终于形成了一种类似于海盐腔但更加清丽宛转的新腔,称“水磨腔”,即昆山腔。但这时的昆曲仍是清唱,尚未能体现剧本,形诸舞台。
　　昆曲由清唱搬上舞台,不得不提到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一个为昆曲奠定了牢固的文学基础的剧作家梁辰渔。
　　二、梁辰渔与《浣纱记》
　　梁辰渔字伯龙,号少白,江苏昆山人,明代嘉靖、万历年间戏曲作家。他在当时人们的眼中是个不肯随俗,不拘小节,潇洒得有点古怪的白衣书生。他为人任侠好游,通音律,善度曲。徐又陵在《蜗亭杂订》云:“梁伯龙风流自赏,身长八尺,为一时词家所宗。”当时的名流如文征明、李攀龙、王世贞等均与他有过来往。
　　梁辰渔喜爱昆山腔,但觉得昆山腔不应只局限于曲坛清歌,必须扩展到舞台之上占有更广阔的天地。于是他“考证元剧,自翻新调。”积稿盈尺写出新编传奇《浣纱记》。这是第一部以昆山腔谱曲的传奇大戏,对昆曲的传播和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作用,它也使梁辰渔真正名扬天下。
　　《浣纱记》取材于《史记•越王苟践世家》、《吴越春秋》、《越绝书》等有关的历史记载,全剧共四十五出,以西施与范�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为线索,展示了吴越两国兴亡的历史教训。在我国文学史上,这是个屡被采用的题材,但《浣纱记》却是完整叙述这一故事而又流传至今的最早、最为成功的一部作品。
　　清晨西施在若耶溪畔浣纱,越国士大夫范蠡经此地,惊叹于西施的绝色,不觉爱上了她。西施对他也有好感,两人在溪边以一缕纱作为定情信物,订下了终身之约。
　　一别三年不通音讯,西施思念成疾,久卧病榻。原来吴越争霸,越败而亡国,范�随国君勾践入吴为奴。三年后,勾践终于在范�的谋划下得以释放回国。范�知道要让越国反败为胜,必须对吴王实施“美人计”,而自己的未婚妻西施则是不二人选。于是范�献计于勾践:将西施献于夫差,使其贪色误国,好让越国赢得喘息复国的机会。
　　这一天,在西施家,西施与范�再次重逢,但西施无法接受苦等三年等来的这个结果。可是当范�说明“社稷兴废,全赖此举”之后,西施毅然决定牺牲个人情爱,甘冒风险只身去就敌国。重逢变成了生离,范蠡亲手将自己的爱人送于敌人的怀抱。范�西施分别之时,将定情之物溪纱分作两半,两人各持一端。
　　在吴国的西施,锦衣玉食和吴王的厚爱未能动摇她为国雪耻的意志;而越国君臣则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终于灭吴复越。
　　范�深知勾践是一个“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安乐”的君王,于是在大功告成后立即引退,与西施泛舟五湖而去。当这对情人重新团聚在太湖扁舟上的时候,各自从胸口取出当年的定物――西施所浣的一缕细纱。
　　范蠡就是陶朱公,后来因为经商而富甲一方。西施,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首,“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中的“沉鱼”,讲的就是西施浣沙的经典,在中国,这个故事可谓家喻户晓。然而,关于西施最终的归宿,在历史与传说中一般有几种结局:一是回到故乡,不慎落江溺亡;二是沉江而死,《吴越春秋》有“吴亡,西子被杀”。《墨子•亲士》中也有“西施之沉,其美也”;三是随范蠡泛舟而去。历史已无法还原,真相可能永远是迷。但梁辰渔给了西施一个美好的归宿,让她在痛苦的付出之后最终得到了一种情感上的补偿,显然这既是观众最宜接受的结局,也符合中国古代戏剧大团圆的结构。
　　三、《浣纱记》的艺术成就
　　西施与范蠡从若耶溪畔的定情到泛舟五湖,历时十年,这十年中他们历经了远非常人能够承受的沉重与悲凉。但《浣纱记》决不仅仅为了表现男女主人公的悲欢离合,而是要“以生旦爱情寄兴亡之叹”,这才是此剧最重要的艺术成就。
　　作品形象地演示了国家兴亡成败的历史教训。剧终下场诗云:“尽道梁郎识见无,反编苟践破姑苏。大明今日归一统,安问当年越与吴?”看似赞美,实为棒喝。《浣纱记》能盛行于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作者以吴越兴亡的史实,揭示了昏君宠信权奸而误国的社会问题。而这个问题却正是嘉靖、万历时期统治集团内部纷争的历史背景下,士大夫与广大市民阶层所关心的现实问题。若不以吴越为训,安知今日一统之大明不为当年之强吴?
　　作品突破了一般的才子佳人,英雄美人悲欢离合的俗套。将男女爱情与国家兴亡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赋予了这个本身就颇具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以政治色彩,并以此表达了作者的人生观与历史观。更难能可贵的是它打破了商周以来一直把美丽女子视做“祸水”的定论,充满同情和赞扬地把西施描绘成为勇敢、善良的正面人物,从而也为传奇创作开辟了一条新路。
　　《浣纱记》从问世以来,一直被视为昆山腔的典范之作。此剧的成功加速了昆山腔的戏曲化进程。“昆山腔”兴起之后,其他腔调似乎都暂敛锋芒,以致所有的剧本,无论杂剧还是传奇,都以“昆腔”的声调和排场上演。不久之后《琵琶记》《刘知远白兔记》等南戏均改为昆山腔重新演出。“盖昆腔一出,而众响皆废焉”昆山腔终于取代了海盐腔,由苏州等地迅速遍及全国各地,进入宫中称为官腔。从此昆曲成为明代中叶至清中叶戏曲中影响最大的的声腔剧种,真正成为剧坛盟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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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转引自徐慕云.中国戏剧史[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藉出版社,2008.93.
　　[4]徐慕云.中国戏剧史[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藉出版社,2008.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