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现实主义作家 １９世纪西方现实主义作家的圣母情结

　　一 　　 　　“对压迫者的圣母情结”[1]是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文学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它揭示了作家创作背后的深层次心理动机，反映了潜意识状态中的创作倾向。在作品中具体表现为以下特征：第一，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普遍流露出对底层苦难人民的极大同情与关注，这与19世纪以前的众多作品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与进步。第二，作品中塑造了许多“圣母”式的人物，表现了母性的宽容、仁爱与救赎。
　　“圣母”这一概念可追溯到早期基督教中的“圣母玛利亚”。据《圣经・新约全书》记载，玛利亚是达味的后裔，出生在拿撒勒，与木匠若瑟许下婚约，没有出嫁的玛利亚由“圣神感孕”而生耶稣，后被尊称为“圣母玛利亚”。
　　圣母玛利亚是“圣神感孕”，成为没有“原罪”的第一“受造物”。投射在人类社会中，母亲是伟大与崇高的化身，是宽恕和仁爱的代名词。“在人的灵魂走向至善至美的过程中，重要的是信仰（爱）的引导。”[2]《神曲・炼狱》中也写到“玛利亚转动钥匙开启了崇高的爱”[3]，（“玛利亚领受了天使向她传达的要她怀孕生救世主的使命，天国就对人类敞开了，将爱降临到了人间。因此说是玛利亚转动了钥匙，开启了上帝的爱。”[3]）这种角色所赋予的形象与概念长久地在人们意识中沉积并根深蒂固，形成了对母性认知的哲学观，这种观念发展到19世纪，在西方现实主义作品中鲜明的确定与体现出来。
　　“圣母情结”可理解为“圣母情综”“圣母原型”。根据荣格的分析心理学理论，“情结[4]”又称“情综”，指人的潜意识层次中的原始意象（原型）。“圣母玛利亚”形象是爱、仁慈和救赎的象征，表现了对一切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和灵魂指引。在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圣母情结”集中体现了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对仁爱、善良、宽恕、救助等美好圣洁的意象和情感的渴求。结合19世纪的社会历史背景与现实主义的演变，“圣母情结”这个概念又渗透了宗教、人道主义等思想。
　　因此“圣母情结”可理解为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作家在宗教神学、人道主义、资本主义社会历史背景影响下，在创作中形成的以仁爱，宽恕为基础，关注人类共同命运和生存状态，尤其是深刻同情和救助下层苦难人民的共通情感和普遍愿望。
　　
　　二
　　
　　“圣母情结”在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作品里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对底层人物的关注
　　第一，对苦难儿童的同情和怜悯。儿童是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底层小人物和弱势群体的代表，在表现对儿童生存状态关注方面，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有着一贯的悲悯情怀和人道主义精神，也使其“小说性质发生了一个彻底的革命”（马克思语）。“狄更斯笔下的儿童主人公往往是天使的化身，在污浊而冷酷的世界中保持着善良的天性”[5]，其关注苦难儿童命运的作品有《雾都孤儿》《奥列佛・退斯特》《小杜丽》等。他的代表作品《大卫・科波菲尔》，是一部具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小说中描写了大卫・科波菲尔曲折的一生，通过大卫的辛酸苦难的经历，狄更斯再次展示了英国社会中孤儿的悲惨命运：寄宿学校虐待儿童的制度，童工悲惨的生存境遇等。大卫这个形象集中体现了狄更斯深层次创作心理中的“圣母情结”，狄更斯结合自身特殊的经历展示英国孤儿的现实生活。在他的小说里，总是贯穿着对苦难儿童深深同情与怜悯，“圣母情结”的创作意识全面而深入地渗透到他的这部作品中。
　　第二，“圣母情结”还表现在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底层妇女的关注。代表作家与作品有列夫・托尔斯泰《复活》、哈代《德伯家的苔丝》等。这一类底层妇女形象都具有忠厚、善良、淳朴的典型性格，她们的苦难和不幸，除了自身过失外，更多是社会的压迫与黑暗所造成的。对这一类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底层妇女的真实描写，表现了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的世界观、阶级观的巨大进步，反映了对被压迫人民深刻的同情和救赎。
　　托尔斯泰长篇小说《复活》中塑造了一个典型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底层妇女形象玛丝洛娃。从她人生的三个阶段看来，玛丝洛娃由天真纯朴，美丽可爱的少女沦为底层的妓女，再由妓女变成“苦役犯”。玛丝洛娃堕落、沉沦、流放的一步步悲惨命运是由罪恶的社会所造成的，是社会的悲剧，是被迫害被侮辱的下层妇女的悲剧。
　　《复活》中的玛丝洛娃形象是托尔斯泰第一次把普通人民身份的主人公写入其长篇小说中。从对玛丝洛娃苦难命运的描写到最后使她精神上复活，反映了“小说对宗教式虚幻世界的追求与对现实中各种社会现象之实质的深刻洞察，揭露与批判是共存的”[5]，同时也表现了托尔斯泰对这一类人物的深入观察和潜意识中的无限怜悯与救助之情。这是作者内心深处的宗教意识与“圣母情结”相互作用在文学中的反映，也是作者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注。
　　哈代的《苔丝》中同样描写了底层妇女苔丝一生的悲惨命运，纯洁的少女苔丝一次次被推进了痛苦的深渊，以生命为代价换取了人生的短暂的欢愉。哈代通过描绘苔丝这个典型形象，批判当时社会虚伪的道德风尚，流露着对被侮辱损害的底层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怀。在对人物命运的刻画中，作家内心的怜悯与仁爱处处体现着，小说副标题“一个纯洁的女人”即表达了作者对人物肯定与同情。
　　（二）塑造“圣母”式人物，表现了母性的宽容、仁爱与救赎。
　　在夏洛特・勃朗特的《简・爱》中，塑造了一位像圣母玛利亚一样令人尊敬的女性简・爱。她的善良、包容和正值的品格，感化了罗切斯特的固执，冷漠与傲慢，也深深感染了每一个读者。在小说中，罗切斯特命运的犯戒、受罚、忏悔，正是与简的宽容、仁爱相呼应，深刻表现了简身上所具有的“圣母”救赎精神。而作者夏洛特・勃朗特，在1845年11月18日给黑格的书信中曾说：“愿上帝特别留心保护你，并赐给你特殊的祝福。”作为一个牧师的女儿，浓郁的宗教情结意识已深深融入夏洛特・勃朗特创作的潜意识中。“圣母”式人物的塑造一方面是作家内心思想的流露，另一方面又是对广大受众的感召和影响。
　　司汤达的《红与黑》中同样塑造了一位“圣母”式人物，即德・雷纳夫人。与简・爱不同的是，德・雷纳夫人是一个贵族妇女，出身名门，富有教养。但她没有贵族后裔的傲慢与势利，反而充满了平等友善的民主的思想。她身上具有典型的“圣母”般的气质与性格：仁慈、善良、温柔，富有同情心和广阔的胸襟。这同小说中于连的野心勃勃，追求功名形成鲜明的对比。而德・雷纳夫人对于连的爱和关怀，最终融化了野心控制下的冷酷的于连，使他意识到只有真诚的爱才是人世间最美好、最珍贵的。作者司汤达塑造的德・雷纳夫人，富有一种自我牺牲的广阔的胸襟，她对于连的爱包含着母亲般的关怀。这种真诚无私的爱，最终使于连在精神上获得救赎。作者司汤达在七岁时，母亲去世，由于长久对母亲的眷恋，投射于他笔下的德・雷纳夫人形象，便成了典型的“圣母”式人物。这个人物的塑造，表现了母性的宽容、仁爱与救赎，是作品最后主人公得到精神升华的重要原因，也深刻表现了现实的主题。
　　
　　三
　　
　　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作家在其作品中充满了对下层苦难人民的怜悯与救赎，这种“圣母情结”的表现有着深刻的创造心理与精神意识渊源，同时也与宗教、社会、文化传统等因素紧密相关。寻究西方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大量创作中所流露出的“圣母情结”，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从心理层面来看，“情结”这个概念的来源，最早是精神分析学家荣格提出。他认为，“情结就是一组一组被压抑的心理内容聚集在一起的情绪性观念群，它决定着我们的人格取向和发展动力，并可以成为灵感和创造力的源泉。”[6]“圣母情结”正是作家在19世纪现实主义思潮和人道主义发展的影响下，以其对黑暗动荡的生存环境的深刻体验，通过历时与共时的框架所形成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创作心理。这种创作倾向受到时代的驱动，正如荣格谈艺术创作时说“他觉得自己在游泳，但实际上却是一股伏流在推动着他”[7]，因而此处的“情结”是历史与当下语境共同创造出来的，是个体无意识与集体无意识共同作用的结果。“人们不应该把原型看做是心灵中完全洗好的照片，而应该视它为一张有待于被经验（也可以说是个体无意识）冲洗的底片。”[4]“圣母情结”即是一张有待被经验冲洗的底片，它潜藏于人的内心深处，19世纪西方作家在现实黑暗中无意识的召唤起了这份“情结”。
　　第二，从宗教渊源看，“宗教本身便是艺术，因为宗教重在情感和想象，一如艺术。宗教的热诚等于艺术的灵感；宗教的表现也就是艺术的表现”[8]。而基督信仰对西方人长久的艺术创作和精神结构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基督教中的仁爱与救赎的精神是一个“累积的传统”，“由于累积的传统所具有的那些材料构成了每一代人的超验信仰的基础”[9]。从宗教历史上看，基督教中“圣母玛利亚”的光辉形象在塑造西方文化的传统和价值方面起着长久的作用。“圣母”所代表的仁爱、宽恕、救赎等观念已经在人们的意识形态中根深蒂固，构成了西方社会道德观念的基础，因而也深刻影响着作家艺术创作的思维意识。
　　第三，从文学和文化史传统上看，在古代的东西方神话中，都有“母神”这一形象，如中国远古的大地之母女娲和古希腊神话中的地母该亚。后圣经文学中圣母玛利亚的形象逐步确立。在此基础上，关于“圣母”形象式的人物在文学作品中不断涌现。但丁《神曲》中的贝雅特丽齐，歌德《浮士德》中的：“永恒的女性”[10]都表现了“圣母玛利亚”式的人物。她是爱的化身，引导人类走向美好与永恒。在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这种内在沉淀的情感倾向和资本主义社会背景相碰击，使得众多作家不满于现实，将内心深处圣母般悲悯与救世的情怀投注于作品中，从而在19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中广泛而集中的体现出“圣母情结”的创作倾向。
　　第四，从人道主义的发展看，发源于14世纪后期的人道主义强调人的尊严和价值；法国大革命后，资产阶级宣扬“平等、自由、博爱”的人道主义精神。具体来说，“人道主义可以认为是一种道德观或伦理观，即把人的全部价值置于现世的经验和关系的基础上，并且把全部人类（不分民族、种族或宗教）在现世的幸福和自由，以及经济、道德、文化等方面的进步作为自己的最高目标，主张在各个领域内实现言论自由和各项公民自由权”[11]。因此人道主义成为近代西方文化文明的重要元素。发展到19世纪，这种精神意识逐步完善，集中体现了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注和人类自我幸福的追求。在文学领域，19世纪的西方现实主义作家本着艺术以人为本的信念，以人道之心来洞悉现实。而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反差激起了作家强烈的社会关切与救助之情。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其作品中的愤慨与悲悯，同情与关怀意识体现得尤为突出。
　　最后，从社会背景方面来看，随着19世纪机器化大生产的日益推广，逐渐巩固的资本主义统治秩序使那些狂热反击资本主义的作家不得不开始冷静地关注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在追寻的过程中，他们看到了资本主义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看到了自身的真正处境，同时更发现了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下层民众。他们理想的自由与平等在现实中遭到彻底的破坏，他们的基本价值观在现实中遭到颠覆。依据罗洛・梅的焦虑本体论，“焦虑是对人的存在的基本价值受到威胁的反应”[12]。在19世纪，浪漫与理想的现实认知与信仰价值受到了重大挑战，深信的社会基本价值受到威胁，因此这些作家们产生了极度的焦虑感，而在这种焦虑感的驱使下，他们开始更关注于命运的维护，以现实的目光寻求拯救苦难人民的良方。
　　
　　四
　　
　　以“仁爱，怜悯，救赎”为内涵的“圣母情结”反映了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开始更客观，全面的观察社会，对下层人民的苦难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广泛而深刻地表现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社会下层人物的生存状态与命运成长，表达了同情，怜悯与救世的思想情感。真正体现了“文学是人的文学”这一观点，关注大众的生存与命运使其作品产生了崇高的精神内涵，因而产生了巨大的积极意义。
　　但另一方面，他们在批判现实时往往未找出其罪恶产生的根源, 不去触动资产阶级私有制，“圣母情结”虽然看到了现实中被压迫者的悲惨生存境况，却没认清悲惨状况的根源，不赞成被压迫者起来推翻压迫者的制度，企图用阶级调和与合作来代替工人阶级领导的旨在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并希望爱能战胜一切。这样的结果往往使得作家创作中产生立场的矛盾，愿望与现实的冲突是许多作家都陷入无法自拔的悲观主义和宿命论，同时对苦难人民也有一定的欺骗作用，不利于社会的革新。
　　
　　参考文献：
　　[1]徐葆耕：《西方文学十五讲》。 北京：北大出版社，2003年。
　　[2]蒋承勇：《西方文学“两希”传统的文化阐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3][意大利]但丁：《神曲・天国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
　　[4][美]卡尔文・S・霍尔，沃农・J・诺德拜（合著），张月（译），李小江（校）：《荣格心理学纲要》。郑州：黄河文艺出版社，1987年。
　　[5]蒋承勇：《世界文学史纲》。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
　　[6]车文博：《西方心理学史》。浙江：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
　　[7][瑞士]C・G・荣格（著），孔长安，丁刚（译）：《艺术和文学中的精神》。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
　　[8]朱维之，《基督教与文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1992年。
　　[9][加]威尔弗雷德・坎特韦尔・史密斯（著），董江阳（译）：《宗教的意义与终结》。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
　　[10][德]歌德：《浮士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
　　[11][美]科利斯・拉蒙特(著)，贾高建等(译)：《人道主义哲学》。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年。
　　[12]车文博：《人本主义心理学》。 浙江：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
　　
　　张晓楠，周纯，华中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