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边塞诗风格成因比较:边塞诗的风格特点

　　摘 要：唐代边塞诗虽然经历过初唐的兴起、盛唐的繁盛和晚唐的消沉，然而一以贯之的边塞诗中仍是雄浑壮阔的气象和积极进取的豪迈精神。而宋代的边塞诗相对来说，要平实内敛了许多。造成唐宋边塞诗不同风格的原因，不仅有文学发展影响，更有社会的政治原因及当时士人心态的影响。
　　关键词：边塞诗 风格 成因
　　唐代边塞诗以其盛大的气象，豪迈的精神，积极的进取态度在中国的诗歌史上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其豪迈壮阔和慷慨悲凉的特征为唐代诗歌写下了豪壮的一笔。然而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中原混战不断，即使是宋朝建立中原再度得到统一却再也回不到之前的盛大气象，而宋代的边塞诗也不再具有唐代边塞诗歌的豪迈壮阔，而是变为平实理性，感情也变为以沉郁悲凉为主调。唐宋边塞诗歌这种鲜明的风格差异，不仅仅是文学自身演变的结果，更重要的是政治背景、时代精神以及士人心态对边塞诗歌产生了作用。
　　一、盛唐之强音与孱宋之悲歌
　　唐宋诗歌在中国的诗歌史上都曾绽放过无数的华章异彩，而自古关于唐音宋调的差异、优劣的争论就不绝于耳。唐诗像是曹植诗中的游侠儿，驰骋疆场，豪迈洒脱；宋诗则更像一个儒雅的学者，平静淡然地观照着世间的一切。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一生之中，少年才气发扬，遂为唐体，晚节思虑深沉，乃染宋调。”[1]（P81）尽管个人偏好不同，然而从诗歌的审美角度来说，唐宋诗只是将诗歌的不同角度发扬光大，各有其不可替代的审美价值。以上论述同样可以应用到唐宋边塞诗歌的评价上。唐代边塞诗虽然更具有豪迈的壮阔情怀，然而宋代边塞诗的冷静分析也是诗歌史上不小的拓新，更因此为我们留下了不少“诗史”性质的边塞诗歌。
　　唐代边塞诗成长于唐帝国开创的空前繁荣兴盛的政治经济文化土壤之中。它生而带有优越而自信的特质，这在整个唐代的边塞诗中始终得到体现，即使是晚唐藩镇割据，中原战乱，诗人们仍与悲凉之中寄予希望。不似宋朝在对外作战中一次次败北而归，诗人们一次次伤心绝望。即便是宋初盛景时期，士人们的边塞诗中掩不住的仍是对朝廷抗敌不利、军事孱弱的无尽忧思。没有足够的胜利鼓舞宋代士人那颗久历苍凉的心，因而宋代边塞诗的总体格调是沉静压抑的。
　　处于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唐帝国经济十分繁荣，政治宽松，文化包容，具有兼收并蓄的宏阔姿态。“唐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国内各民族进一步融合，对外空前开放，思想高度活跃，整个社会生活呈现出一种流动、变易的趋势，给人以蓬勃而富有生机的感受。这样的时代氛围，必然有助于打开人的眼界，充实人的生活体验，激荡起感情和想象活动的波澜，从而为艺术文化的创造开拓丰富的源泉。”[2]（P4）而唐代的政治文化环境又相对宽松，宋人洪迈形容当时的宽松情状为 “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3]（P4）字里行间颇多钦羡。在唐代，诗人们可以自由地发表见解，驰骋想象，无拘无束地发挥自我的才华。活跃的社会氛围带动了社会各个领域的繁荣兴盛，形成了令一代代士人欣羡的盛唐气象。而唐代边塞诗的豪阔慷慨，即是以如此气魄的盛唐气象作为现实背景的，其创作自然受到时代气息的影响，张扬自我、奋发精神，显露出壮怀激烈的盛唐气象。
　　两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军事孱弱时代，国力大不如唐朝。这最突出体现在对外战争上，从北宋真宗朝至南宋灭亡前后共280余年的时间里，宋军尽管数量众多——宋军数量最高是曾达140多万——但却在对辽、对夏、对金以及对蒙的战争中频遭失败，其军队战斗力之弱，堪称空前。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冗官冗兵冗费现象严重，另一方面是宋代崇文抑武的国策导致宋朝以文官掌管军事局面的出现。由于军事孱弱，边境上不时有少数民族侵扰，而为了消除边患，统治者又采取了一系列不恰当的措施，导致宋代边防进入兵将愈来愈多，防守却欲来愈弱的怪圈。军事上的孱弱，使得宋代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甚至不惜以岁贡换取和平。国威难振，内忧外患侵扰，使得宋代士人始终处于忧患之中，表现在边塞诗中，也就没有了唐代诗人的强烈的自豪感，而是转为对战事失利的沉痛分析，议论、说理逐渐占了上风。即便是展现边塞风光的诗歌，宋代诗人也没有了唐代诗人激昂豪迈，诗歌从夸张、渲染的华丽笔调而变为平实、客观的叙述。宋人将个人的观感隐藏于边塞风光之下，再不像唐人那般豪迈奔放地表达自己的观感。然而看似平静的叙述背后，却涌动着报国御敌之心。如司马光的《塞上四首》之一：“鸿雁秋先到，牛羊夕未还。旌旗遥背水，亭堠远依山。落日衔西塞，阴烟淡北关。何时献戎捷，鞍甲一朝闲。”不看最后一句，这首诗仿佛是一首悠然的山水闲诗，然而如此风景却暗含边患，“旌旗”“北关”这样军事化的意象，使得诗人欲闲适而不得，只好在最后期望“何时献戎捷，鞍甲一朝闲”。宋人之沉静内敛可见一斑。
　　二、“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与“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盛唐诗人李白曾有诗曰：“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将唐代诗人任侠尚武之气表露无遗。唐代的边塞诗人更是任侠使气、狂放不羁，充满着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如王勃常“慨然思诸葛亮之功，赋诗见情”（《新唐书·王勃传》）；陈子昂虽“体弱多疾”，却“奇杰过人，姿状岳立，始以豪家子，驰侠使气，至十七八未知书，尝从博徒人乡学，慨然立志”（《全唐文》卷二一四），表现了豪侠气质及宏大的政治理想；李白“十五好剑术，遍干诸候”，“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与韩荆州书》），表现了他的游侠壮志；高适“喜言王霸大略，务功名，尚节义，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己任”（《旧唐书·高适传》），充分表现他关心战事，深入边塞，胸怀安定边疆的壮志和谋略。[4]（P4）
　　时代风气使得唐代诗人热衷于投身边塞，建功立业；幕府政策对于渴望入仕的诗人们又是一大刺激。唐代时边疆将帅可以自辟幕府，招延宾客。文人入慕后往往担任行军司马、副使、判官、支使、掌书记、参谋等职，与科举入仕相比，往往升迁迅速。因而唐代士人对于从军入幕有着积极的参与精神。杨炯的《从军行》：“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道出了唐代士人共同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