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袁枚的女性意识] 女性意识的觉醒

　　摘要：袁枚，思想上的先行者，勇于抨击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束缚，极力反对把贞操当做衡量女子贞洁的唯一标准；对历史上的红颜祸水论加以诘难，并对这些红颜女子表达了自己不同于世人的关怀之情；同时，他还鼓励女性从事文学活动，大量采录女子诗作，对女性文学加以扶持和呵护，充分体现了袁枚思想中的女性意识。
　　关键词：袁枚 女性文学 女性意识袁枚，清中期的名进士，三十三岁辞官，筑室小仓山隋氏废园，此后广交四方文士、从事诗文著述，张扬自己的思想和理论。他思想上勇于疑古，敢道人所不敢道，行为上敢行人所不敢行，这充分的体现在他对妇女这一问题上。他抨击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束缚，鼓励女性从事文学活动，对女性文学加以扶持和呵护等等，这是袁枚思想中所蕴含的女性意识的充分彰显，下文就将对其这一思想进行具体的论述。
　　一、 反对“贞节论”
　　妇女的贞节观念可溯源至汉代。到宋代程朱理学所提倡的节烈观念，被封建统治者所认可并成为官学。明清两代更是把女性的恪守妇德作为道德高尚的标志来大加倡导，将无私献身于贞操与守节的妇女视为女性楷模。清人撰《明史?列女传》时，收集到的贞烈女子不下万人，成书时择其最突出者也有308人，其中以“烈妇”言，有丈夫死而随之殉烈的，有丈夫不肖而殉死节烈的，还有丈夫未死而先行殉烈的。对此，袁枚痛心疾首，他极力反对把贞操当做衡量女子贞洁的唯一标准，并指出本性好才是最重要的。他在《小仓山房尺牍》卷三《与书巢》一文中更是明确的提出自己的观点：
　　“札中不娶处子一语，殊得老子不为天下先之戒。以为非处子则不贞耶？不知豫让遇知伯，便成烈士；文君嫁相如，便矢白头。责报于人，先自问施之者如何耳。以为非处子则不洁耶？不知八珍具而厨者先尝，大厦成而匠人先住。嫠也何害，洵知言者。”
　　其中“责报于人，先自问施之者如何耳”一句，体现了袁枚对男子苛求女子恪守贞操而自己却随心所欲的无情讽刺。
　　同时，在历史编撰方面，他指出，“宋人谓蔡琰失节，范史不当置《列女》中，此陋说也夫！《列女》者犹云女之列传云尔，非必贞烈之谓，或贤或才或关系国家，皆可列传，犹之传公卿不必尽死难也。”①对于改嫁，袁枚也予以深切地同情，《随园随笔》卷十三“改嫁”中写到“三代以上，妇人改嫁不以为非”，并列举历史上改嫁的事例，如提到“范文正公之子妇先嫁纯礼，后适王陶，陶即公之门生也。时文正尚居相位，而孀妇改过不以为嫌”。 在贞节问题上有如此之论，这在当时倡导亡夫守节、被人**则自杀的思想环境中，无疑是达到了先进的地步。
　　二、 驳斥“祸水论”
　　中国古代女子总是被排斥在社会生活之外，但有时，她们的社会作用却又变得举足轻重，充当君王恶政的替罪羊。早在商、周时期，美女妲己、褒姒便糊里糊涂地蒙上了祸国亡君的罪名，杜甫《北征》中写到“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视褒、妲为亡国的祸水；西施同样也被视为祸国的红颜祸水，杜光庭在其诗《咏西施》中云：“素面已云妖，更著花钿饰。脸横一寸波，浸破吴王国”。
　　针对此谬论，袁枚发出了自己不同的声音。在其诗《张丽华》中指出：“可怜褒、妲逢君子，都是《周南》传里人”，他在这里为几乎是定论的坏女人褒姒、妲己翻案，认为她们若是遇到了君子，当也能成为《诗经》里被后代传诵不已的后妃。接着在《随园诗话》卷三第七十六条中说：“侍宠自古为患，而地道无成，其过终在男子？”向女子“祸水”论进一步发难。
　　在驳斥“祸水论”的同时，袁枚还对这些红颜女子表达了自己不同于世人的关怀之情。在《玉环》其一即鲜明地表明自己的观点“缘何四海风尘日，错怪杨家善女人？”诗中的“错怪”就已经把作者鲜明的情感态度传达了出来，而“善女人”更是为杨玉环这一是非人物重新定性，把自己对杨玉环的同情深切地表达出来。其《马嵬》诗其二则更加深了这种情感，“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诗歌十分巧妙地把白居易的《长恨歌》和杜甫的《石壕吏》联系起来，把杨李的爱情放在广阔的社会生活中来考察，这和晚唐诸多描绘杨李爱情的诗歌则不同。他在同情杨李的爱情悲剧时想到了下层人民分离的苦难，把帝王后妃和平民百姓并说，表明他关注的更是人间普遍存在的真情，情感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
　　三、 抨击“无才观”
　　“女子无才便是德”在中国封建社会被奉为信条，这一传统观念不仅漠视女子的创作才华，而且压抑她们的创作热情，如査昌鹓女士在《学绣楼名媛诗选》自序中回忆当年曾认为写诗“非女子事，辄不敢为，偶有小咏，即焚弃之。”这也使得一部中国文学史，女性文学所占的比例十分可怜。鉴于此，袁枚向阻碍女子作诗的传统观念发难：“俗称女子不宜为诗，陋哉言乎！圣人以《关雎》、《葛覃》、《卷耳》冠三百篇之首，皆女子之诗。”在此，袁枚借圣人对女子诗的肯定来说明女子作诗的天经地义；他还根据《易经》的阴阳理论来说明女子文学的不可或缺，“《易》以乾、坤二卦为首，亦阴阳夫妇之义……且《诗经》好序妇人，咏姜嫄则忘帝喾，咏太任则忘大王。律以宋儒夫为妻纲之道，皆失体裁”，这里，袁枚反对以宋儒夫为妻纲之说来限制妇女从事诗歌创作，来衡量诗歌。袁枚的这些观点，对妇女从事文学创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对妇女诗人是极大的支持。
　　不仅如此，他还付诸行动，创办随园，广收女弟子，这在当时是一个大胆的举动，曾引起过许多的非议。清人章学诚就斥曰：“近有无耻妄人，以风流自命，蛊惑士女，大率以优伶杂剧所演才子佳人惑人。大江以南，名门大家闺阁多为所诱，征诗刻稿，标榜声明，无复男女之嫌。殆忘其身之雌矣。此等闺娃，妇学不修，岂有真才实学可取？而为邪人拨弄，浸成风俗，人心世道，大可忧也。”虽如此，袁枚依然支持和关心妇女文学，刊行了《随园女弟子诗选》，大量采录女子诗作，加以宣传、表彰，提高女诗人的地位；其中，编列之女弟子即有28人。在《随园诗话》中，他对女的诗大加赞赏，在他看来，清新灵巧、自抒性情的妇女诗歌“意境最宽，有学士大夫读破万卷，穷老尽气，而不能得其阃奥者。有妇人女子、村氓浅学，偶有一句，虽李杜复生，必为低首者。”袁枚的这些举动对清代妇女文学创作的繁荣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当时的诗坛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梁乙真在《清代妇女文学史》一书中指出：“‘乾隆间，影响所及，南至闽粤，北极燕鲁’的袁枚，‘一时红粉俱拜门墙’，‘大江南北，名闺淑媛，亦莫不得其一言为荣’。征诗刻稿，标榜声明，二百年来，诗人享名之盛，未有逾于随园者，故有与随园有直接或间接之关系”，“盖自乾隆而后，百余年间，蔚为妇女文学极盛时期，实其流风余韵有以潜移默化之也”。这些论述充分肯定了袁枚在清代妇女文学创作上所起的作用。
　　袁枚尊重女子，为女子抱不平，但是他毕竟生活在传统礼教和程朱理学时代，不可避免地会烙上那个时代的印记，暴露出落后、保守的一面，做出自相矛盾的事情；但是袁枚对唤醒女性学习文化的意识、减少社会对女性的束缚和性别歧视、对女性文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作家林语堂曾这样评价到：“中国女诗人的数量虽较男性诗人为少，其传统却一向延续而未尝中断。单单清朝一代，吾们发见差不多上了千数的女诗人，她们都有作品发表于印刷的集子中，其数量亦不可谓少。自从清朝出了一位袁枚（他是反对女子缠足很力的一位诗人），在他的影响之下，树立了女子写诗的新范型。”
　　参考文献：
　　［1］ 王英志，《袁枚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
　　［2］ 袁枚，《随园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3］ 李祥林，《随园门下红粉多—闲话袁枚及其妇女观》，《文史杂志》，2007年第4期。
　　［4］ 沈金浩，《论袁枚的男女关系观及妇女观》，《深圳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