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复兴独白 “从独白走向对话”的翻译模式及其实践启示

　　[摘要]在解构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人们对原有的翻译理念产生了质疑。解构主义主张意义是在对话中生成的,从而破除了语言逻格斯中心主义的原作独白式话语。本文简要分析了解构主义影响下的“从独白走向对话”的翻译理念及其对翻译实践的启示。
　　[关键词]解构主义;独白;对话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10)02-0081-03
　　
　　一、解构主义对翻译研究的影响
　　
　　一般认为解构主义运动始于德里达、福柯和德•曼。解构主义是对结构消解式的批评,是一种反传统、反理性、反权威的怀疑主义思想,它以解释学作为哲学基础,以拆散结构、否定本质为特征。解构主义从结构内部寻找缺口,发现不合逻辑的因素,找出其不合理性,从而打破它的封闭性,让它朝着一切可能性开放,并使外部因素与其内部因素达到自由结合。在这种思潮的有力冲击下,原来一切被结构排斥在外的若干要素都进入了翻译研究的领域,从而形成了多元、多向度的翻译研究局面。例如,以功能理论为依据的目的论派(skopos theory school),从翻译过程的行为、角色、翻译活动发生环境三个方面考察翻译活动,指出仅从语言的角度来探讨翻译是不行的,因为它是人类一种有目的的行为活动。译者是根据翻译的赞助人要求、译文读者的情况等从原作的多源信息中进行选择性翻译的。而文化建构派则是在更大的文化背景下考察翻译活动,把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结合起来,探讨在不同文化之间文化互动的关系与规律。这在目前后殖民和冷战时期尤为重要,因为民族之间表面上的平等关系下面掩盖着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不平等关系。在翻译研究中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同样也会把翻译活动置于真空中进行。操控学派的翻译研究着重破除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把翻译研究视作纯净的语言规律的转换,并把作者与译者都看成价值中立的幻梦,揭示出他们潜意识中社会基础、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留下的深刻印迹,而这些印迹无时无刻不左右与控制着他们的思想并表现在他们的显意识中,从而使他们的价值判断也打上了相同的烙印。
　　
　　二、“从独白走向对话”的翻译理念
　　
　　长期以来,人们在认识论哲学的影响下,把语言研究看作是反映客观世界、表达思想的镜像工具,这使得作者获得了绝对的权利。英美新批评派的领袖人物约翰•兰色姆(1888～1974)在他的“本体论”批评中指出,要排除的主要是从个人的感受,从作品与背景、与作者的联系,从道德的角度以及其他非内在研究的角度所进行的批评。他主张把作品作为一个独立自足的存在物加以研究。在兰色姆看来,本体就是诗的根本的、实质性的东西,即“诗歌存在的现实”。兰色姆还认为诗的本体性来自它可以完美地“复原”世界的存在状态。他在《征求本体论批评家》一书的中写道:“我们生活在这样一种世界,它必须与我们在科学论文中所处理的那一世界,或种种世界(因为确有许多这样的世界)区别开来。这种世界是我们这一世界简化的、经过删削的、易于处理的形式。诗歌旨在恢复我们通过自己的感觉和记忆淡淡地了解的那个复杂难制的世界。”在阅读中,人们努力寻找作者的原意,似乎谁发现了作者的写作意图,谁就获得了成功,这时原作者对他的作品有着最权威的解释权。任何读者的看法与作者不一致时,只要作者站出来否认,无论是一般读者还是批评家都会变得哑口无言。这实际上就是作者的独白话语,读者、译者都是被动的接受者。由于人们对语言的关注而发现语言并非具有透明性和确定性,作者所写出来的东西未必就是他所要表达的东西,作品的意义与作者意图虽然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它们并不是一回事,作者想要表达某种意图,而作品却体现了另一种含义的情况时有发生。正是基于这一点,英美新批评派把这种追求作者原意的做法称之为“意图的迷误”(The Intentional Fallacy),他们开始关注文本本身,并把文本视为一个独立的自主体,让人们注意文本的结构肌理、层次性与语言的多义性,认为人们只要通过向心式细读就能发现文本的潜在含义。这一点对翻译研究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尤其对翻译实践指导很具体,也有可操作性,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由于这一批评模式在切断与作者联系的同时,也切断了与读者的联系,把文本看成了独立自主的封闭系统。这样翻译和阅读又从作者的独白话语变成了文本的独白话语。我们知道文学活动应由三个要素构成,即“作者―文本―读者”。没有读者的审美参与,作品不可能成为审美对象。所以,读者在文学活动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读者的作用在早期的接受理论和读者反应批评那里得到了过分强调,读者成了文本意义的决定者,这种否定文本本身也存在意义的看法必然会导致强调个人印象的主观意义和意义的相对主义,使意义成为一种因人而异的东西。也就是说,由文本的独白话语又变成了读者的独白话语。这种观点影响到翻译,也会导致胡译和乱译。那么,意义既不在作者,又不在作品,也不在读者,到底在哪里?作者写完作品,然后隐退了,不在场了,但人们仍可以看得到隐含的作者。所以,我们说一部作品同样可以看作一个主体,是客体化的主体。而作品写出来是给人们去解读的,按海德格尔的话来说这是一种听―说的关系,说是以听为前提条件的,没有听就没有说的存在。作品也一样,是为了读者而写的,那么,在作者写作品的时候,他的心目中也有隐含读者,有所谓的“理想读者”。
　　正是解构主义的多元角度的翻译思想开拓了我们的视野,它推翻了英美新批评派的那种切断与作者和读者联系的翻译理念,认为翻译活动不是独白式的,而是对话式的。因为译者面对的不是无生命的文字符号,而是作者的心声,作者的言说和感情表达,是有主体性参与的语言,即话语,不论作者活着还是死去,在场与不在场,翻译活动都是译者与作者在以各自独立自主的精神关心着同一个对象(即文本内容),双方呼应问答就组成了一个生动的对话和交流,这才体现了文学作品的本质。无论双方是否达成一致性的见解,或持有相同的情感,作品的意义总是在对话的关系中不断被理解、被商讨、被深化。也正是这种对话的展开和深入,文本的潜能才有可能从作者的意图背后穿越而出,使作品实际所包含的种种内在意蕴从各个侧面得以充分展示,使一部作品的意义由一个人创作后又经千万人的传承接递而得到逐渐扩大和不断深化。这种扩大和深化的结果常常是原作者也始料不及的。所以,对话中所生成的意义常常是超出作者赋予作品的意义的,而这也正是我们所翻译即再创造的根本性原因。不同的译者在翻译同一部作品时会产生出不同的译文,这是因为不同的译者在同作品的隐含作者对话时所生成的意义是不完全相同的。只有这样,作品的意义与价值才能随着与同一时代或不同时代的不同译者和读者的不断对话而不断延伸和显扬,越是文学性强的作品就越是如此。因为这样的作品往往有着更大的开放性和阐释空间。而科学的文本之所以不能如此,是因为它的意义是封闭的,拒绝多种阐释。这正是文学文本与科学文本的根本区别。
　　在读者方面,引起对话的动因主要在于读者都不是带着一片空白进入一个新的文本,如果是那样,他也不可能进入一个文本。他有着先有和先在的知识结构,就是有着海德格尔所说的“前结构”或“前理解”,伽达默尔干脆把这种前结构称作为“偏见”。他在《哲学解释学》一书中指出:“偏见并非是不正确的或错误的,并非不可避免地会歪曲真理。事实上,我们存在的历史性包含着从词义上所说的偏见,为我们整个经验的能力构造了最初的方向性。偏见就是我们对世界开放的倾向性。它只是我们经验任何事物的条件――我们遇到的东西通过它们而先那个我们说些什么。”实际上,翻译活动就是译者在通过文本中介与隐含的作者的对话,译者的活动就是一种对话的参与。但译者的对话活动与阅读者的对话活动又不都是完全随意的,因为原文本虽然留下许多不确定点、空白与空缺,但仍然是一个已提供了的“图式结构”。你可以在不确定点、空白与空缺之处发挥再创造的能力,使之具体化,但仍不可能忽视图式结构框架的定向功能和限制作用,否则就违背了对话的原则。此外,阅读与翻译的对话活动又有很大区别,因为阅读者的对话可以生成他认为有意义的新东西,不必考虑留有什么余地,而译者则不然,因为他并不会把他阐释中的所有联想、意义都如实地写下来,他必须留给他的译文读者充分的阐释空间,让他的译文读者与译文文本对话。
　　
　　三、对翻译实践的启示
　　
　　在翻译教学实践中,尤其是语篇翻译时,打破原有作者的独白话语和文本的独白话语的翻译模式,使翻译过程从“独白”到“对话”,无疑会更大范围地开拓我们的视域,使译作在不同的译者手中形成一种崭新的意义。比如说,在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中有段著名的对白:“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朱生豪先生译为:“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梁实秋译为:“死后是存在,还是不存在,这是一个问题。”[10] 。显然,朱生豪先生和梁实秋先生都以一种创新精神与莎士比亚对话,他们都在努力发掘新的意义,把文本看成与自己对话的对象,通过文本与作者达成了统一与默契,并不是主观地对它作机械化的文字处理,而是把它视为生命的主体、交流的对象,通过与原作者之间的商讨、争论、协调,最后达到一种视域的融合。再看看莎士比亚的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一幕第五场中朱丽叶的一段独白诗:
　　
　　My only love sprung from my only hate!
　　Too early seen unknown, and known too late!
　　Prodigious birth of love it is to me,
　　That I must love a loathed enemy.
　　
　　根据上下文和当时朱丽叶矛盾心理的分析,这首诗的意义应是很简单的,但其中“prodigious”一词应如何理解,诸译家也是乐山乐水,见仁见智。
　　梁实秋译为:
　　
　　我竟为了我惟一嫉恨的人而倾倒!
　　当初不该遇到他,现在有些太晚了!
　　我这段爱情,结果怕不吉利,我爱的是一个可恨的仇敌。
　　
　　朱生豪译为:
　　
　　恨灰中燃起了爱火融融,
　　要是不应相识何必相逢。
　　昨天的仇敌,今日的情人,
　　这场恋爱怕要种下祸根。
　　
　　“Prodigious”是个多义词,既有“广大”的意思,又有“预兆不祥”之意,可以推测,莎士比亚用此词是一语双关的,但在翻译中的阐释很显然就不同了。梁译与朱译均采用了“不祥之兆”之意,有预示悲剧的作用,但缺乏了另一层含义,也留有一定的缺憾。在其他方面,我们可以看出两位译者不同的风格特征和审美取向。梁译是直(直译)中有变,如第一句;朱译虽意译却重在用韵(注意,韵文是有韵的),而梁实秋却较之逊色。正是他们的不同的前理解,或者说是“偏见”,才有这种各不相同的再创造。
　　所以,翻译实践中,译者应该清楚自己面对的不是无生命的文字符号,而是作者的心声、言说和感情表达,不管作者活着还是死去、在场与不在场,翻译活动都是译者与作者在以各自独立自主的精神关心着同一个对象(文本),他们双方的呼应问答就组成了一个生动的对话和交流,这才能体现文本本身的意义和内涵。因为真正的读者往往不满意于被动的接受作品信息的灌输,而总是有一种打破习惯方式、调整自身视界结构、扩大视域范围、以开放的姿态接受作品中与原有视野不一的、没有的甚至相反的东西的倾向,这就是一种创新期待。这种期待是一种动力,它在人类的一切活动中都有创新作用。阅读文本时也不例外,读者不会满足于那些程式化的陈词滥调或与自己视域完全吻合的东西,而是寻找与自己不同的、相矛盾的或从来未接触过的东西,即新奇、陌生的东西。这就会引起视界的变化和视域的扩大,导致自己的视域与作品视域的冲突和矛盾,从而增加对话的机会,扩大对话的领域,从中领悟新的意义,从而使阅读活动更为活跃积极,也使翻译更具创造性。因为翻译的整个过程都是译者在通过文本中介与隐含的作者的对话,译者的活动就是一种对话的参与。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应该以一种创新的姿态打破原来的那种作者“独白”,用自己的感触去和作者交流、对话,将自己的视域、期待、感受等融入作品中,让读者用心去领会,并用自己的情感期待去对话、去交流,让翻译更具创新性和创造性。
　　
　　[参考文献]
　　[1]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艺批评理论[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201～202.
　　[2]杨乃乔等译.后殖民批评[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3]陈永国.翻译与后现代性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4]兰色姆.征求本体论批评家[A].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C].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5]伽达默尔. 哲学解释学[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
　　[6]李公昭编著. 新编英国文学选读[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
　　[7]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哈姆雷特[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
　　[8]梁实秋译. 莎士比亚全集[M].呼和浩特: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5.
　　[9]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罗密欧与朱丽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