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任诞【《世说新语.任诞》名士审美特质深层探析】

　　内容摘要：《世说新语・任诞》中人物的言行事迹常被视为“魏晋风流”的代表，而综观《任诞》一门，虽然名士们任性而为，放诞不拘的行为表现为一也，其雅俗高下、韵致境界却大殊其趣也。从“纵酒放诞，狂放不羁”、“随性任事，蔑视礼法”、“率情任真，超拔脱俗”三个层次认知其审美特质，是探析其艺术特征与魅力的一个独到路径。
　　关键词：世说新语 任诞 境界 审美特质
　　
　　“是真名士自风流”,一部《世说新语》（以下简称《世说》），名士彦流们的卓闻轶事，熠如珠玉，风流高古：与位列前36门的诸多雅言嘉行相比，读者读之兴味盎然，品之意味无穷的，却是一些记录其奇事异行、怪谈狂态的文字，这其中尤以《世说・任诞》一门为代表，其中人物的言行事迹甚至被视为“魏晋风流”的代表。其中既有“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说・任诞1》）的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这“竹林七贤”的奇闻异行，又采录了许多任诞放旷、纵酒佯狂的方外之士的无端啸吟。然而综观《任诞》一门，虽然任性而为，放诞不拘的行为表现为一也，其雅俗高下、韵致境界却大殊其趣也。总体而言，可分为三重：
　　纵酒放诞，狂放不羁
　　纵情痛饮，是魏晋名士们每天必修的“功课”，而其中最著名的酒徒当推刘伶：著名的“刘伶病酒”中，虽然其妻“捐酒毁器”，涕泣而谏，刘伶也说自己“祝鬼神自誓断之”，但酒肉摆上后，刘伶却大声祷告：“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然后“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世说・任诞3》）刘伶“以酒为名”，“唯酒为务”，醉后裸裎，“以土地为宇栋，屋室为�衣”，“兀然而醉，�然而醒”，可谓日日纵情嗜酒，时时酣畅痛饮。另一位名士周�平日操行雅正庄重，深孚众望。东渡之后，经常大量喝酒。曾经醉酒三天三夜不醒，时人都称他“三日仆射”。（《世说・任诞28》）而诸阮饮酒则更是放�异常，酣畅尽致：“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世说・任诞12》）人猪共醉，令人笑倒。王佛大甚至直接感叹：“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酒似乎不再仅仅是一种美味的饮品，一种快乐的身体享受，一种沉醉的生活嗜好，而是关乎人的心神和灵魂了――由此可见何谓“嗜酒如命”。
　　其实此种表面纵欲式的任性狂放，某种层面上是与清醒而无奈的现实的一种对抗。这些名士们很多时候是嗜酒谴怀，借酒浇愁，在长醉不复醒之中流连，借以忘掉纷扰的世事与残酷的现实。正如王光禄所云：“酒正使人人自远。”“一手持蟹鳌，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世说・任诞12》）此种理想，与其说是对酒的嗜好，莫如说是对自由人生的热爱；与其说是醉入酒乡不想出，莫如说是梦入他乡不思归。魏晋名士们正是借助于此使人沉醉忘忧、暂脱俗务的琼浆玉液，作为显露真性情、吐露真情怀的良媒：这其中既有放任不拘如张季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的直露表白；亦有委婉含蓄如王孝伯“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的象征暗示，酒与纵酒似乎成为名士生活的一种基本构成，成为名士特征的一种基本标志。正是在他们酒后狂纵的言行举止中，人们看到了其内心的痛苦与挣扎，探知了其行为的动机与缘由。《世说・任诞51》中的经典对话，从正面为我们揭示了此种放诞人格的深层基因：“王孝伯问王大：‘阮籍何如司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阮籍作为名士的代表，为人本有济世志，后纵酒谈玄，不问世事，越礼自放，蔑视卿相，只因胸中郁积的不平之气，唯纵酒才能消减之。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竹林七贤会“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所谓纵酒佯狂，不过是愤世嫉俗的另一种表现罢了。
　　随性任事，蔑视礼法
　　任诞之题意便为任意而行，放诞不拘。这是魏晋士人个性主义的一种集合表现。其实任诞之风在东汉末年便已开始，葛洪《抱朴子》中如此描述：“蓬发乱鬓，横挟不带。或亵衣以接人，或裸袒而箕踞。朋友之集，……不叙离阔，问安否。宾则入门而呼奴，主则望客而唤狗。其或不尔，不成亲至而弃之，不与之党。及好会，则狐蹲牛饮，争食竞割，掣拔淼折，勿复廉耻。以同此者为泰，以不尔者为劣。”任诞之风的出现可以说是对儒家礼教的彻底性颠覆。
　　而任诞也成了名士的一种标志，放达而为，毁弃礼法，是其外在行为的基本特征。阮籍公然宣称“礼岂为我辈设也？”，似已成为魏晋士人的“反礼”宣言。儒家所谓“男女之大防”，对于名士而言，形同虚设，“阮公临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在常人眼中惊世骇俗，在名士而言自然而然。而“王戎不通往裴则”更让人瞪目：“裴成公妇，王戎女。王戎晨往裴许，不通径前。裴从床南下，女从北下，相对作宾主，了无异色。”长幼之序，持家之礼，全被抛于一旁；文中多处讲到名士们在丧礼上的“无礼”表现：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大臣讽议，与所谓“以仁孝治天下”背道而驰。而文王为其辩解，阮籍依然饮啖不辍，神色自若。而当朋友来家吊唁时，“阮方醉，散发坐床，箕踞不哭。裴至，下席于地，哭；吊唁毕，便去。或问裴：“凡吊，主人哭，客乃为礼。阮既不哭，君何为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我辈俗中人，故以仪轨自居。”时人叹为两得其中。此种狂放无礼，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庶人的眼中，似乎是合乎情理的，至少是可以理解的，这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似乎都大不相同。而世人的宽容与理解，使名士们的越礼之风日盛，乃至成为一时之习气，成为名士的行为特征。
　　任性而为，无视俗常，是名士外在行为的另一基本特征。如“殷洪乔作豫章郡，临去，都下人因附百许函书。既至石头，悉掷水中，因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不能作致书邮。’”（《世说・任诞31》）殷洪乔不甘为人做邮使，便不理世俗常情，任凭个人心情，做出常人匪夷所思之事；世俗的高官厚禄在名士的眼中更是如同虚设：“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畅。虽当世贵盛，不肯诣也。”（《世说・任诞18》），更令人绝倒的是阮籍：“步兵校尉缺，厨中有贮酒数百斛，阮籍乃求为步兵校尉。”（《世说・任诞5》）不为世俗的功名利禄去求官职，求官职却是为了数百斛美酒――这种似乎颠倒的行事逻辑，显现出名士们独具的世界观与价值取向；门阀制度于魏晋时期为最盛，血统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交游体现一个人的身份，贵族和庶族之间通常没有交集，而刘昶不论身份，与众人饮酒，受到他人耻笑，他的回答辄是“胜公容者，不可不与饮；不如公容者，亦不可不与饮；是公容辈者，又不可不与饮。”世俗之中的贫富贵贱高下，他们似乎浑然不以为意，任情使性，随顺放达，成为他们生活最安适的状态，个性的保持和张扬，才是他们真正想往的。
　　魏晋士人崇尚放达，而鄙弃礼法，亦有其深层的历史社会原因。为孔子所尊崇发达于周朝的礼乐制度，在其起始阶段也许确起到了文人情、节人欲之功效，但由于长时期的因袭，到魏晋时“礼”早已成为徒具形式、束缚人心的伪礼。于是一批敏感而深于情的魏晋士人公然在理论上和行动上反抗礼法的束缚。“越名教而任自然”是他们的理论根据，“礼岂为我辈设焉”是他们的行动指南。他们把那些循礼而动之流，视为俗人，白眼向之。他们的情感从礼法的虚伪外壳下解脱出来，找到了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一方面是尽量的克制，是他们崇尚雅量，看重人情美的一面；另一方面则是纵情的爆发，是他们崇尚放达，看重人情真的一面。二者实又是互为表里、互为因果的。克制，则喜怒不形于色，从容安然，生死都可置之度外；但爆发，则情感不能自已，纵情越礼，打成常规；但其纵情越礼，任性不羁的底里是真挚的性情，是独立的人格，是超脱的心态，是自由的追求――这才是其打动后世士子的根本所在。
　　率情任真，超拔脱俗
　　冯友兰先生认为“必有深情”是“魏晋风流”的重要特征之一。深情作为一种具有广泛社会性的时代特征在魏晋时期持续数世纪之久。竹林名士王戎的一句“情之所锺，正在我辈”，堪称魏晋士人的深情写照，为士人任情率性而动提供了依据。《世说新语》名士人格美最重要的内涵之一，便是情感表达的“自然率真”。这种率真在面对死亡时表现得特别突出和强烈。中国儒家礼法中关于丧葬有一套严格的礼仪规定，但是，魏晋名士们在面对生死时，往往并不理会这些礼法，而是率性任情，真情流露。一些常人看来荒诞不经的行为，在他们却是真性情的自然流露：“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本是严重违礼行为，可是在与与母亲做最后诀别时，却是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世说・任诞9》）其情感之深挚动人，远超于拘泥虚礼、注重繁文缛节的所谓君子，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言：“魏晋人以狂狷来反抗这乡原的社会，反抗这桎�性灵的礼教和士大夫阶层的庸俗，向自己的真性情、真血性里发掘人生的真意义、真道德。……这是真性情、真血性和这虚伪的礼法社会不肯妥协的悲壮剧。”正是有了此种真性情之美，魏晋名士不拘礼法、率性而为的独特个性与人格魅力，才成为当时及后世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对象。这与魏晋时代个体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并被突出和强调密切相关，“大写的人”成为士人人格魅力的最重要的组成因素。这意味着魏晋名士自名教的枷锁中解脱，开始重视人的本质和本性，重视个体性情的珍贵与自由表达。
　　面对死亡时能不拘礼法，任自我胸中情感自然宣泄，是《世说新语》里名士们率真性情的表现之一，而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怀瑾握瑜，率性而为，“乘兴而来，兴尽而返”，及于此而表现出的自由无拘、潇洒率真的性格魅力，则别具一种特殊的美感，成为历代士子后景仰歆羡的特出对象。其中最著名的是记王徽之的三个片断：一为“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世说・任诞46》）；一为”王子猷“雪夜访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仿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雪夜月夜，独酌独咏，思起彷徨，情念旧友，何等的情趣盎然，诗意漫然，于是“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世说・任诞47》）；一为王子猷因听闻桓子野擅长吹笛，便令人与素不相识的对方云：“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时已贵显，素闻王名，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世说・任诞49》）这三个细节片段的撷取，简笔勾勒，突出写意，遗貌取神，生动地刻画出王徽之的清逸不俗之气。王徽之自由无拘、率真自然的生命本色――在他的好竹、雪夜访戴、赏笛的行为中，表现无遗。处处体现出兴之所至，不计得失的超然旷达，透露着强烈的主体意识。钱财的得失、朋友的礼节、地位的高低，对王徽之而言，无需计较，勿用在意，其注重的，是生命个体的美好感受，是超然物外的心灵境界，是人与人之间的悠然心会……与任性率真的生活态度相表里的，是王徽之为代表的士人们洒脱自在、超尘脱俗的人生情趣。
　　魏晋之际，是一个美的自觉的时代。无论是文人之间的清谈，还是对人物的品评，乃至生活的状态，都表现出一种超越世俗功利的审美意味。此种“魏晋风度”，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人群所体现出的一种独特文化现象。它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是当时的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和审美理想。风流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其根基是精神的超俗――“托杯玄胜，远咏庄老”、“以清淡为经济”，“以隐逸为高”等人事哲学观，成就了他们超凡脱俗的精神世界和自由无拘的人生状态，正如台湾学者牟宗三所说：“名士者，清逸之气也。清则不浊，逸则不俗。”这也是魏晋名士人生审美境界的最高层次。
　　“任诞”本非名士正格，然以其人其情其事往往新奇可诧，于是备受后世读者瞩目，甚至“任诞”几已成为魏晋名士的标识之一。以往研读者，常将其笼而统之，视为《世说》36门中专门辑录名士奇言诞行的一门。其实细品之下，便会卓然辨识其雅俗高下，认识同一门中人物审美的三层不同境界，是更好地体味《世说新语》独特艺术魅力、认知其独到艺术特征的路径之一。
　　
　　参考文献：
　　[1]刘义庆.世说新语[M].张�之译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2]余嘉熹.世说新语笺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3]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
　　
　　张洪波，东北财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