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精神”与美国20世纪前的扩张|简述20世纪美国的商业性设计

　　内容摘要：美国的“商业精神”溯源于西欧中世纪末期的重商主义。它为19世纪上半期的美国大陆扩张提供了精神动力；19世纪五、六十年代又催生了“太平洋商业帝国”的战略思想；19、20世纪之交又成为“门户开放”政策出台的动力，奏响了美国海外扩张的号角。
　　关键词：商业精神 美国 扩张 门户开放
　　“商业精神”是根植于美利坚民族灵魂中的一种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建国后至20世纪前的时间里，美国完成了大陆扩张，启动了海外扩张。在这两大战略实施过程中，“商业精神”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
　　“商业精神”的溯源
　　在当代社会语境中，“商业精神”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词语。本文提到的“商业精神”，应放在美国建国前后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解读和考察。这种蕴涵着强烈的商品意识和经济观念的“商业精神”，主要包涵以下内容：第一，清教主义是“商业精神”的核心，认为发财致富、成功创业是完成上帝的使命，是实现自身价值和道德理想的重要途径；第二，充分认识商业的价值；在商业活动中，积淀了敢于冒险、勤奋竞争、不屈不挠、目光敏锐和视野远大等诸多的优秀商业品质；第三，上述品质逐渐内化为美利坚民族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国家的意识形态。
　　14世纪开始，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欧各国极力推行重商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抢占殖民地是重商主义的重要内容。同欧洲国家在美洲的所有殖民地一样，英国自17世纪初在北美建立的13个殖民地也是英国重商主义的产物。所以，殖民地血液内天然地流淌着来自母国的商业血脉，秉承了先祖的商业禀赋。可以说，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在此基础上孕育的“商业精神”，是西欧重商主义政策的成果。
　　清教主义中的核心教理构成了美国“商业精神”的主流。“当英国在北美大陆建立起殖民地后，一批又一批具有新教伦理的基督徒先后迁徙到大西洋的彼岸……在这片未开垦的处女地上播下了重视商业的精神……新教伦理与殖民地商业精神之间显然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对这种精神的形成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王晓德，2007）。清教主义主张通过辛勤工作和事业上的成功来体现对上帝的笃信。“把赚钱看作是人人都必须追求的自身目的，看作了一项职业，这种观念是与所有那些时代的伦理感情背道而驰的”（[德]马克斯·韦伯著，于晓等译，1987）。上帝是要人们完成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这也召引世人拼命努力，取得成功，同时也产生了竞争意识和自由平等的观念。
　　美国拓殖之处的艰苦环境养成了北美人民敢于冒险，不断进取、不屈不挠的精神；殖民地存在的“地缘”或“业缘”关系、而非血缘关系的社会环境也让人们产生了攀登上进的精神。显然，由自然和社会所塑造的美利坚民族性格进一步哺育和滋润了“商业精神”的成长。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精神植根于美国人的灵魂之中，成为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商业精神”与19世纪上半期的大陆扩张
　　“商业精神”成为正在形成的美利坚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蕴涵着丰富内容的历史文化积淀，不仅影响了殖民地经济发展的方向，而且成为美国以后在物质上取得巨大成功的有力保证”（王晓德，2007）。
　　美国建国后，殖民地时期孕育的“商业精神”仍然继续。美国历届领导人尤其是开国先辈对商业的发展尤为关注。他们积极发展同英国等欧洲国家的商业联系，开展对外贸易，签订商业条约。汉密尔顿和杰斐逊的外交目标都是建立庞大的商业帝国，维护和发展美国的商业资本。早期推崇农业经济的杰斐逊总统后来也改变了对商业的偏见，认为商业在维护美国利益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希望能“开放商业门户，消除商业上的障碍”。
　　“商业精神”在美国19世纪早期的大陆扩张中也具有重要作用。商品经济的高速发展，国家财力的日益丰厚，为扩张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商业精神”所蕴涵的不畏艰险、勇于开拓进取的外向性特质，是在新大陆扩张以求生存意识的自然延伸和积极反映，它助长了美利坚民族与生俱来的扩张意识。从这种意义上讲，“商业精神”无疑是美国早期扩张的原动力之一。美国早期大陆扩张的口号“天定命运论”，其思想内核是“商业精神”和清教主义中蕴含的“完成上帝使命”的改头换面。从另一层面讲，商业扩张和早期大陆扩张尽管性质迥异，但二者之间存在着互为补充的关系。他们同为资本积累的手段，是维护商业资本的“双刃剑”。
　　美国大陆扩张的主要内容是在北美大陆上的领土扩张。依靠金钱开路，通过购买获得它国的领土是扩张的主要方式和手段；否则诉诸恐吓或战争；有时为消除国际舆论或被占国的仇恨，再用金钱消除影响。19世纪初到60年代，美国先后从法国、英国、西班牙、墨西哥、沙俄手中购得路易斯安那、北达科他州、佛罗里达、利福尼亚、新墨西哥地区、加兹登以及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岛等大片领土。美国独立时领土仅约80万平方公里，到19世纪70年代，已达930多万平方公里。在此过程中，土地交易为获得领土最常用的手段，“购买”是大陆扩张的最主要方式。可以说，“商业精神”和商业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这种独特的领土扩张方式。
　　“太平洋商业帝国”构想的提出
　　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当我看到英裔美国人的那种经商干劲……就情不自禁地相信，他们总有一天会成为地球上的第一海上强国。他们生来就是来统治海洋的，就象罗马人生来就是来统治世界的一样”（[法]托克维尔著，董国良译，1997）。19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大陆扩张的完成和工商业、农业集团对国家政权的控制，美利坚民族的商业天性更加显现出来，“太平洋商业帝国”的构想同时显现。美国扩张的内容逐步由大陆扩张转向海洋的商业扩张。威廉·亨利·西沃德最早“看到了太平洋上的一个伟大商业时代的曙光”（徐国琦，1990），并提出了“太平洋商业帝国”的战略理论。
　　西沃德是林肯和约翰逊政府的国务卿。早年积极鼓吹大陆扩张。19世纪50年代后转向太平洋方向的商业扩张。他特别强调商业的意义，主张用商业观念去理解扩张；认为商业是美国的“最伟大任务之一”，是“法制文明和拓展（美国）帝国的主要使者”。军事征服和土地兼并并非扩张的最佳手段。美国的真正目标是“世界贸易，即（建立）世界性帝国”（Ernest N.Paolino，1973）。美国要控制世界贸易，就必须控制太平洋，因为只有“太平洋上的贸易才是世界性贸易”。控制亚洲、太平洋是美国商业帝国的终极目标。所以，美国“必须建立海洋帝国”（Walter Lafeber，1963），“只有海洋帝国才是真正的帝国”。美国的强大赖于它应该将其力量扩张到太平洋并“掌握东方的贸易”（ George E. Baker，1884）。为此，西沃德鼓吹和赞成一切有利于兹的法案或提议，疾呼亚太地区对美国的重要性。在他的努力下，加利福尼亚很快并入联邦；1853年美国还向北太平洋派出考察舰队。这次远征考察的主要目的是探索美国北太平洋的贸易路线，力图把北太平洋变成“美国湖”。此外，西沃德还支持其他一切有利于美国亚太扩张的计划。如鼓吹建立横跨美洲大陆的太平洋铁路；在太平洋底敷设电报线；主张完成对太平洋的勘查工作；赞成开辟美国通往中国等亚洲国家的航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