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贤江职业教育思想的变迁]杨贤江关于教师的思想有

　　摘要：居于我国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先驱地位的杨贤江，在他短促的人生历程中。其职业教育思想与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过程。他早期翻译了多篇介绍外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文章，认为“实业教育或职业教育占有近代教育之中心地位”；1930年2月出版的《新教育大纲》，则反映出他对职业教育的认识有了很大的不同，他不赞成“片面溢美资本主义教育的所谓劳动化(或生活化)、科学化、平民化(或民众化与社会化)、中立化(或公平化)、国际化(甚至和平化)”，认为“靠职业教育救国，简直是笑话”。
　　关键词：杨贤江；职业教育；思想；变迁
　　作者简介：彭干梓。湖南农业大学教授；卢璐，湖南农业大学科技师范学院硕士研究生；夏金星，湖南农业大学科技师范学院教授，副院长。
　　中图分类号：G71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08)17-0061-04
　　
　　杨贤江(1895-1931)。字英父(英甫)，笔名李浩吾、叶公仆等，我国著名教育家、马克思主义者。1919年11月1日，李大钊、邓中夏等创建的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成立分会。杨贤江成为该会会员。1921年起，杨贤江担任上海商务印书馆《学生杂志》编辑，长达6年。192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3年，协助恽代英编辑《中国青年》，向青年学生介绍马克思主义。1924年担任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部长。在此期间他先后在上海大学、上海景贤女中、上海大学附中执教，并在复旦大学心理学系学习。1926年，国共合作发展到高潮，他离开编辑的岗位直接参与革命工作。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流亡日本，1929年回国，发起组织社会科学家联盟和编写《新兴社会科学丛书》。后再次流亡日本，于1931年在长崎病逝，年仅36岁。
　　杨贤江在极其短促的人生历程中，发表了350余篇教育论文，60多篇教育译述，如《青年心理学》、《新兴俄国教育》等，总量超过300万字。1928年，他在流亡日本期间撰写的第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著作《教育史ABC》问世；1930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著作《新教育大纲》出版，这两部具有浓厚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色彩的著作，奠定了他作为我国马克思主义教育家先驱的地位。
　　
　　一、杨贤江职业教育思想的两个阶段
　　
　　杨贤江的教育思想有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基本上可分为二个阶段。青年时代深受宋明理学的影响，具有强烈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是一个“教育救国”论者，也是职业教育的支持者。他翻译了多篇介绍外国职业教育发展情况的文章，如《余日章先生演讲美国黑人教育》(《学生杂志》，1916.11)、《职业教育与文化》(《教育潮》，1920.1)、《美国夜学校的专科学校》(《教育杂志》，1922.5)、《美国工场教育之设施》(《教育杂志》，1922.7)等。他还是较早研究职业指导教育的专家，直到1928年，他还发表了《职业的指导意义》(《教育杂志》，1928.3)一文，提出选择职业的三条标准，强调“应以个性为主”。这说明他当时虽然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但同时也是教育民主主义者，这基本上代表了第一阶段的思想倾向。
　　第二阶段是在流亡日本后，他接触了大量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主义教育理论。认为“只有马克思、列宁所指引的方向才是革命的道路”，在1930年出版的《新教育大纲》，反映出他对职业教育的认识与过去比较有了很大的不同。“大纲”在论述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之变质”时，认为“看不到资本主义社会教育的阶级性，而片面溢美资本主义教育的所谓劳动化(或生活化)、科学化、平民化)或（民众化与社会化)、中立化(或公平化)、国际化(甚至和平化)是极为错误的”；“教育是阶级的教育”，是“赋予劳动力以特殊资格的地方”，“靠职业教育救国，简直是笑话”。
　　
　　二、对职业教育产生背景与功能的论述
　　
　　杨贤江早期重视职业教育对封建教育严重脱离社会生活弊端的冲击。支持职业教育的发展，认为“实业教育或职业教育占有近代教育之中心地位”，并对职业教育产生的背景、本源、功能进行了论述：
　　1　职业教育产生的背景。杨贤江认为，职业活动是人类许多活动中的最重要者。就绝大多数人而言，职业活动的时间占他们一生大部分的时间，因此，每个人都应当为职业，职业是人生的义务。他把它作为做人的条件之一，反对仅仅把职业的意义局限于“吃饭”。他说，就职业而言，只要是对人生必不可缺少的都一样高贵，一样有价值。同时，一个人要从事某一种职业，就要有实在谋生的能力，虽然职业不是吃饭，人不仅仅是为衣食住而活着，而从事某种职业所需要的“专业的知识或技能……是很大的条件”，这就要接受职业教育和指导。
　　杨贤江在分析现代职业教育的本源时说，现代职业教育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大机器工业本身需要受过一定职业教育的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市民阶级的教育为新产业组织的产物。在中世纪的自主职业集团，到现代被新的市民阶级之资本主义的产业组织所吸收，已渐次失去其独立性，而变为近代工场组织之机械劳动集团。在这种过程上，所谓市民阶级的一般教育，也就是改造职业阶级，使适于近代的工场组织之目的为本份。而要实现这个改造，就必须采用二种方法：一是养成专门的技术专家。二是养成机械的劳动者。”这个看法正确地指出了现代职业教育产生的社会基础。
　　对中国职业教育的产生，他认为“其背景则为欧洲大战期间中国工商业的渐趋发达”，并受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从前中国的读书人是不做生产事业的，以为生产是一种低下的事，到了革命之后，为时代潮流所趋，西洋工业制度的输入，于是知道生产事业的重要，于是教育上就发生了一种职业教育”。他肯定中华职教社的工作：“职业教育近来很盛行，职业教育的势力已经很大，在新学制中占有一定位置，而且不论什么学校，都可设置职业的课程”。表示了他的赞赏态度。
　　2　职业教育的功能。杨贤江认为，以个性为主，最大限度地发展人格，是职业教育的基本功能，他提出，在对学生进行职业选择的指导时，要坚持三条标准：第一，应以个性为主，就是说要选择适合个人性能的职业，使个人能最大限度地发展人格，增进对职业的兴趣，养成独立生活的精神；第二，要根据学生的家庭情况，从实际出发；第三，要有现实社会的需要，为社会谋利益，即从事社会改造、建设国家的革命事业。这种论述与中华职教社“谋个性之发展”是一致的。
　　为深入研究人的个性与职业的关系，杨贤江1923年夏至1925年夏曾在复旦大学心理系学习，他在文章中介绍了国外职业心理学研究的成果，认为中国古代对职业所用的方法是不科学的。20世纪以来通过心理测验来判定能力倾向，进而选择适当职业的方法是科学的方法。
　　3　职业指导。杨贤江给“职业指导”的定义是：“为欲使个人得就最适当的职业所行之研究、教育 及实际上的事业”。他认为。职业指导广义的解释包括了职业训练，但职业指导并不取广义，职业指导并非职业训练，而是在职业训练之前需要做的工作，即“在职业指导名义下所研究、所实施的。在事实上自有其相当的范围。普通所谓职业训练，乃是对人工校、农校或大工场附设的职工学校者，授以各方面的知识技能。而所谓职业指导，实是比这个还先一步的阶段，即对于欲决定人工校或农校适于做职工、学徒者，给予一种指示”。他认为对于在校学生。在毕业之后走向社会就业，实施职业指导是非常必要的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两种教育目标的对立
　　
　　1929年5月，杨贤江秘密回国，寓居上海，专事教育理论的著译工作，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完成其教育理论的代表作《新教育大纲》。“大纲”全书共约13万字，最初作为“新兴社会科学丛书”之一，于1930年2月由上海南强书局出版，同年9月再版，作者署名“李浩吾”。出版不久即被列入“禁书”而遭查封，但很快传入苏区。1930年8月印刷的“闽西列宁师范暑期学校讲义”，基本上是根据《新教育大纲》节印而成的。1961年以杨贤江的署名由人民教育出版社重新出版；1982年，教育科学出版社又纳入《杨贤江教育文集》予以出版。
　　“大纲”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阐明教育原理、理论密切联系中国实际的重要著作，它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杨贤江教育理论的基本思想，站在阶级论教育观的立场，将人的自由发展、兴趣、个性等一概视之为旧教育予以全面否定。他曾经就《新教育大纲》说出这样的话：“与其说是学术的研究，毋宁说是暴露的实话。在这时代，‘暴露’正是一种必要的且是有力的武器。让我们拿这个武器来揭穿教育上的把戏吧!”
　　
　　(一)教育的起源与本质。“大纲”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摒弃了以往在教育起源问题上的种种观点，认为“教育起源于人类的实际生活需要”，绝不是以往所鼓吹的诸如人性、教育者的意识或天命之类，教育只不过是一件“日用品”，“自有人生。便有教育。因为自有人生。便有实际生活的需要”，“教育的发生就只限于当时当地的人民实际生活的需要：它是帮助人营社会生活的一种手段”。教育除了具有原始社会教育的职能之外，又增加了作为支配工具的职能。这时的教育便是阶级的教育，成为“赋予劳动力以特殊资格的地方”。是封建制度为尊重礼仪的制度，故教育注重道德。借以养成安分的良民：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方经济组织的自身需要知识技能；他方为了收揽劳动者的心，也有注重劳动教育的必要。所以，看不到资本主义社会教育的阶级性，而片面溢美资本主义教育的所谓劳动化(或生活化)、科学化、平民化(或民众化与社会化)、中立化(或公平化)、国际化(甚至和平化)是极为错误的。
　　杨贤江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存在着一个永远不能克服的矛盾。这个矛盾即是：“资产阶级一方面需要民众识字读书，聪明伶俐；他方面却需要民众遵守资产阶级的法律，迷信资本主义社会为最优美的社会秩序。而不让他们怀疑或挟持敌意。如前所述，教育与劳动渐渐复合，却又畏惧劳动阶级之因教育而引起反抗支配阶级的意志，所以只好多方限制，务使劳动阶级所受教育，不致成为害死自己的毒药”。他认为，人类真正理想的教育绝不是资本主义教育，而应是取而代之的社会主义教育。
　　
　　(二)教育的归属及特性。杨贤江对教育的归属问题作了十分明确的回答：“教育为‘观念形态的劳动领域之一’(one of the fields of ideologicallabour)。即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教育产生于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过程中，并且以这种现实的经济活动为基础，“只要是现实的经济关系变了，它是必然地跟着变的”。就教育的起源而言。原始时期的教育由于“当时当地人民实际生活需要，它是帮助人营社会生活的一种手段”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教育也必然会随着经济构造的变革而变革。但是，教育又不是一般的上层建筑。而是一种特殊的精神劳动，这决定了教育必然会有一些有别于其他上层建筑的特殊性质。
　　
　　(三)教育的职能及与经济、政治的关系。“大纲”指出，教育是“社会劳动的领域”之一，“教育这种上层建筑是依据经济构造以成形，且跟随经济发展以变迁的”。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由于社会生产力逐渐发达，大工业生产和国际通商的经济基础要求劳动者要具有一定的文化，要掌握一定的生产技能，与封建时代教育与劳动绝对对立的状态有质的改变，因为“在工业生产上，不学无术的人与多少会读写的人，他们的能力是迥乎不同的……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本身是要求文字的”。“资本主义国家要施行义务的强迫的教育的理由，绝非为了国民自身的幸福，而是为使国民的劳动力可以适应于它的经济组织，而且义务教育年限也只是表示它的最低限度。”
　　基于此一论述，杨贤江强调，资本主义搞普及义务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就根源于此，而“社会主义要教育与劳动的统一”。值得注意的是，杨贤江着重提到，资本主义社会产业教育的发达，固然是由于机械力应用、分业应用及工厂工业发达的结果，但是，产业教育的发展也会对资本主义的生产起促进作用，达到“改善经济生活、培养国力”的目的，“各种产业教育的发达。能灵活支配生产的行为，改进技术的效用。而达到资本增殖的目的。”
　　杨贤江认为，“人类真正理想的教育绝不是资本主义教育，而应是取而代之的社会主义教育”。他主张无产阶级必须夺回教育的领导权，让教育成为“被支配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声称“务使劳动阶级所受教育，不致成为害死自己的毒药”。上述论述在新中国建立后长期成为批判职业教育的理论指向，直到上世纪80年代。
　　
　　四、对“教育救国”论和职业教育的批判
　　
　　杨贤江在其《新教育大纲》中。不仅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观点，而且对当时流行的种种思潮，如“教育神圣”、“教育清高”、“教育中正”、“教育独立”、“教育万能”、“教育救国”、“先教育后革命”等等进行了分析批判，认为这些论点夸大了教育的效能。他断言，教育绝不可能是万能的，“说教育有非凡的本领，有超绝一切而独立特行的存在，不是梦呓。也准是夸大狂。”因为在他看来：“教育受制于经济，受制于政治。仅靠教育事业上的想法，在教育范围内活动，那么无论怎样巧妙的教育方法都是枉然的。”
　　关于教育救国说，《新教育大纲》指出，此说只能是支配阶级维护自己利益的武器，“自可效力资本家所有的国家，但与被榨取被压迫的工农大众无关”。它还尖锐地指出：
　　还有比较切实一点的人，提倡职业教育，以为现在国家太穷，人民生计太苦，能使人民有独立谋生的能力，使各种工商业发达，以抵抗外国货，国家就能富强起来。他们不知道中国工商业为甚不发达，人民为甚多失业；说这是由于帝国主义侵略的 结果，或者他们现在不承认了；但进一步，说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是由于资本主义发达的必然的结果，恐怕他们不晓得也不敢这样想了。不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的种种)。不肃清封建势力，不打倒那投降帝国主义、向封建势力妥协的大资产阶级，中国就不能脱离现在半殖民地的地位，中国民众就不能改进现在贫困的生活。靠职业教育救国，简直是笑话!
　　《新教育大纲》还认为，提倡“职业教育”让人人就业乐业，等等。有一个共同的实质，就是没有指出应该起来革命，没有指引出这一正确的救国途径。因此他们帮助了统治阶级欺骗人民。他认为：“主张教育救国。而轻视民众的革命。这也是转移革命民众的视线。而让他们走上错误道路的阴谋诡计。”杨贤江认为，他们是欺骗人民的改良主义教育思想。
　　《新教育大纲》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初，而在20年代中期就出现职业教育发展的低潮。教育史学家分析：“职业教育思潮在30年代中期以后最终销声匿迹、偃旗息鼓的根本原因。是由于随着国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深化，使愈来愈多的人们从‘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迷梦中觉醒，职业教育‘是中国国运营替的命根’的说教，再也激发不起社会各界的热情”。“在今天看来，批驳当时教育界流传的种种谬说时，再稍作一些具体分析，可能更好一些。因为，同样是宣扬“四说”“三论”者，其中有一部分是对教育性质或功能认识不清，属于认识问题，应与那些有意为当权者效劳而欺骗民众、危害革命者有所区别，可能更有得于加强革命阵营内部的团结，集中打击反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的那些反动势力。“从这个意义上讲，职业教育思潮的衰退。也是职业教育的提倡者，一群爱国教育家政治上觉悟的标志”。
　　从历史的、客观的实际出发，改良的建设与革命行动往往是并行不悖的，以往要么革命要么反革命的二元对立思维，明显违背人类社会发展的事实。一方面。我们不能将革命作为唯一标准，而否定其它救国道路，因为不可能所有的人都上山闹革命，社会建设也不可能都等到革命成功以后再进行。与此同时。也不能将渐进改良作为救国的唯一标准，而否定革命道路。但问题恰恰出在，当时革命派与改良派都以自己的道路作为唯一标准，从而否定对方的事业。作为后来的历史学者，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如果能拿起枪杆子闹革命，当然令人佩服，但利用自己的专长，走了另外一条建设之路、教育救国之路。为中国人民的幸福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同样值得理解和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