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与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之比较:中华职教社

　　摘要：本文对陶行知和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从教育思想的渊源、教育目的观、教育原则和教育方法、教育师资、学生管理、学生择业方面进行比较，以期在比较中受到启示，借鉴历史教益来发展新时期的职业教育。
　　关键词：陶行知；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比较
　　作者简介：董爱国（1971―），女，陕西洛南人，陕西商洛职业技术学院讲师，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育学原理专业在读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Ｇ７１９.29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７５１８（２００８）０５－００５８－０３
　　
　　陶行知�1891―1946�是我国伟大的教育家、教育思想家和教育改革实践家。黄炎培�1878―1965�是我国著名的爱国主义者、民主革命家和职业教育的首创者。他们在中国处于极贫极弱的紧急关头，都抱定“教育救国”的理想，立志改革中国旧教育。关于职业教育，他们有共识也有独到见解，他们的职教思想对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是我国职教史上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他们的职业教育思想进行比较，以总结可以借鉴的历史教益。
　　
　　一、关于职业教育思想的渊源
　　
　　陶行知和黄炎培早年都受过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的影响。陶行知认为“中国现在危机四伏，存亡一缕，做成这个原因，就是山穷水尽的传统教育”。{1}“要想中国活起来，就得要在农业上扎根，在工商业上出头。”{2}针对我国传统教育割裂教育与社会实际的联系，所学一切不实用，使手和脑分离，智识阶级与劳动阶级分离。陶行知主张打破传统教育，用欧美国家的一种新的教育制度对此进行改造，这就是职业教育制度。他认为“实业学校办法弗良，致演成农不农、工不工、商不商之险状。”{3}要求确立“对于已在职业界服务之人民，教以改良职业之学识技能”{4}的新政策。
　　黄炎培也痛感国家的贫穷落后，在多年的教育实践中发现了种种教育弊端，对教育与社会生活隔离造成教育失败的现状极其痛心。黄炎培认识到“今吾中国至重要至困难问题，厥为生计。曰求根本上解决生计问题，厥惟教育……曰吾中国现时之教育，不惟不能解决生计问题，且将重予关于解决生计问题之莫大障碍。”{5}1915年，黄炎培参加游美实业团考察美国，看到美国职业教育的发达，激起他从事职业教育的热望。后来他又考察了日本、菲律宾的教育，通过对国内外教育的考察，坚定了他致力于职业教育的信念。于是1916年他在上海创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了月刊《教育与职业》作为宣传和研讨职业教育的阵地。
　　
　　二、关于职业教育目的观
　　
　　陶行知认为职业教育是第二期或继续的平民教育，是全部教育中之一类，两者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因此“以教育全体之生活目的视为职业教育之特别目的，则职业教育之目的何以示别于教育全体之目的，又何以示别于他种教育之目的乎？”{6}他认为“中国读书的人不去生利，是一个极不好的现象”{7}，“职业以生利为作用，故职业应以生利为主义。”{8}职业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各行各业生利人物，无论农业教育、工业教育、商业教育的具体目标如何不同，它们作为一类教育的总目的是一样的，就是培养能生利、养活自己、贡献社会的人。
　　黄炎培给职业教育的定义为：“用教育的方法，使人人依其个性，获得生活的共给和乐趣，同时尽其对群之义务。”{9}1917年在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之时，他就将职业教育的目的定为“为谋个性之发展，为个人谋生之预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预备，为世界及国家增进生产能力之预备。”其根本目的是“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10}
　　
　　三、关于教育原则和教育方法
　　
　　陶行知和黄炎培都是提倡理论联系实际，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陶行知认为“技能与知识是分不开的”。我国各行各业“徒弟制行之有效”，因为学徒制把学理与实习相结合，他号召我国学生既用脑又用手，既劳力又劳心。“做过学生的要做几年徒弟，做过徒弟的要做几年学生。”{11}主张把实践与书本相结合，技能与知识结合，1927年他明确提出“教学做合一。”认为“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一个活动对事说是做，对己说是学，对人说是教，因此教学做是合一的。”陶行知认为“只有手到、心到才是真正的做”，他主张“在劳力上劳心”。{12}
　　黄炎培认为“中国读书人顶怕用手，除掉写字和吃饭、穿衣……简直像天没有给他生两手似的，社会分做两下，一是号称士大夫，是死读书老不用手的，一是劳动者是死用手老不读书的。”他呼吁人们“世界文明是人类手和脑两部分联合产生出来的”，“手脑联合训练，适合青年期身心发展的自然要求。”{13}他以“双手万能”“手脑并用”作为中华职业学校的教育方针，因为他认为只有“手脑并用，做学合一，理论与实习并行，知识与技能并重”，主张职业学校都要办工厂、农场、商店等，为学生提供实习场所，在校期间规定生徒半日授课，半日工作，学生修业期满仅发修业证书，必须在工作单位实习一年，证明能胜任工作，再发毕业证书等都体现了他这一思想。
　　
　　四、关于职业教育师资
　　
　　陶行知在“生利主义”的职业教育理论前提下，提出理想的职业教育师资应该符合三条标准：即“生利的经验、生利的知识、生利的教授法”。他认为没有治病经验不能做医生，没有贸易经验不能教商业，因此对职业教育要说“第一要事，即在生利之经验”{14}。生利的知识学识属于学理层次的东西，职业教育师资只有把经验与学识相结合，才有能力对所产事物进行改良；生利的教授法指职业教育师资在熟悉学生心理、教材性质的前提下采用符合不同职业特点的传授方法，其中生利经验是判定职业教育师资是否合格的最重要标准。
　　黄炎培认为要办好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工作者须具备三种品质：一须下决心为大多数平民谋幸福；二是脚踏实地，勿好高，勿好名，勿投机，勿避难就易；三是努力与民众合作。”{15}为此他十分重视职业学校校长和教师的人格。“欲养成何等人物，一视养之者为何等人物。”选择校长“窃愿意朴诚两字为用人标准，”认为教师是“养成未来之人物，”“发展学校之事业，”“教员多一分精神，学生多一分利益”，{16}选择也不可不慎。那种“心中不离教科书、课程表”的教师，“受学校聘约而至”，缺乏感情、信仰会让学生成为“学店”、“工厂”{1}
　　在职业教育师资方面，他们都深知师资是教育发展的基本前提，都很重视师资的选择。不同的是陶行知研究的是职业学校中专业课教师师资标准，而黄炎培是从职业教育者的职业品质、人格精神方面来考虑。二人侧重不同，但都是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师资方面的保障。
　　
　　五、关于学生管理方面主张“学生自治”
　　
　　陶行知和黄炎培在学生管理方面主张都受“自动主义”思潮影响，都提倡学生自动自治。陶行知认为“共和国需要的公民是要有共同自治的能力，要想有能够共同自治的公民，必先有“共同自治的学生”。{17}他详细论证了“学生自治”的利弊，与学校的关系及实施要求，而且还主张“学生自治”若想取得美满的效果，须把他当件大事做，当个学问研究，当个美术欣赏……必须办到一个地位，使参与和旁观的人，都觉得他宝贵。”{18}他鼓励学生“吃自己的饭，滴自己汗，靠父辈、靠祖先不算好汉”。
　　同样，黄炎培一向反对学生进行消极的严格管理。他说：“过严之学校，多犯罪之青年，过严之家庭，多不才子弟。”{19}过分严格的管束，往往养成畏缩、胆怯、虚伪的双重人格，他主张积极的、自然的、顺乎学生天性的训育，提倡学生自动自治。他说“各级各类学校，都应实行学生自治，养成学生自律、自动，合作互相的优良习惯。”中华职业学校订立自治章程，自治部向学生提出的口号是“无论何事皆当做”，“无论何事皆当自己解决”，“无论何事何时须能为公众出力，”“无论何时遵守纪律，服从公理。”{20}提倡学生自治体现了现代民主教育思想中尊重、信任和爱护学生，通过学生自治能培养学生责任心、主动精神以及互助合作的美德，养成自治的习惯，成为自治的公民。这对我们今天教育中学生管理有着重要启示，值得我们反思我们的管理。
　　
　　六、关于学生择业，主张正确的择业观
　　
　　针对清末实业教育使学生所做和所学不一致的弊端，陶行知和黄炎培都主张正确、科学的择业观。陶行知认为学生“要有独立的职业，为的是要生利。”{21}对职业学校的学生而言，最重要的问题是“择事”，如果学生专业不适合自己的才能、兴趣，那么在校学习时不能专一，毕业后又用非所学，那是职业教育的失败。因此陶行知主张办职业试习科，学生此课必须亲身经历各行各业工作，取得经验，才能对各行各业有真切了解。在此基础上再根据个人的能力选择最感兴趣的一科专门学习，如此则会安心学习，乐于从事某一专业，这对成为生利之人做生利之事是很有意义的。
　　黄炎培也认为当时许多青年尽管为饭碗进了职业学校，但他们并“非对职业报有最高之信仰而来”，“非以职业为贱，即以职业为苦。”因此“各处职业学校学生志在升学，并无毕业后入社会服务的意思”。{22}黄炎培一方面教育青年在择业与从业过程中要懂得“人生必须服务，求学非以自娱。无论受教育者至苦何高度，总以其所能应用社会造福人群为贵”{23}，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职业理想和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他也强调“办理职业教育者，必须注意个性之发展”，“因职业的各个不同，与人之天性、天才、兴趣、环境的各不相同，替他分别种类，谁宜某种，谁则不宜某种”，“一个人职业和才能相当不晓得有多少快乐；不相当不晓得有多少怨苦”。{24}如果“一个社会人人有与其个性相适应之职业，则人人得事，事事得人，社会无有不发达者”。{25}陶行知和黄炎培的举措虽然不同，但都主张职业考虑从业者的爱好兴趣，这也是乐业敬业所必需的。
　　综上所述，我们能看出，陶行知和黄炎培均提倡职业教育，并且都形成自己的职业理论，其中有许多相通之处。这是因为他们对时代的潮流和中国国情有同样深刻的认识，两人都有长期的教育实践，都清楚我国当时教育的种种弊端；都同样具有满腔的爱国热情和强国富民的愿望；早年又都是“教育救国”论的积极主张者，在乡村教育运动中都希望通过改造农村教育来挽救日益衰败的农村社会。他们生前曾有过亲密往来，民国初期，我国面临职业教育事业开创的迫切性。黄炎培1915年特赴美国考察职业教育，曾与当时在美国留学的陶行知等人商议中国职业教育问题。1916年12月5日黄炎培接到陶行知自哥伦比亚大学来函，在信中陶行知忧心忡忡地指出：“国内青年，学成无用。此为国内最急需解决之问题，解决方法，一在提倡职业教育，一在使普通教育教材与训练方针，皆能适合于实用。”{26}1917年秋，陶行知受聘为黄炎培等人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特别社员，1918年11月，陶行知在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的《教育与职业》杂志一卷三期上发表著名论文《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以实际行动为职业教育正名，在客观上给了黄炎培职业教育事业极大的支持。黄炎培对陶行知很是尊重，对陶行知的教育主张也是极力推崇的。在陶行知不幸逝世后，黄炎培以极度悲伤的心情作“哭陶行知”诗一首：“秀绝金陵第一声，行知当日号知行。杜威北美开新派，刘廖南高并盛名。合一晓庄“教学做”，成群山海“小先生”。不堪闻李成仁后，天夺良师万泪并。”{27}并于同年12月参加了陶行知的公葬，并致祭。从他们的深厚情谊就不难理解他们职业教育思想中的相通之处。
　　另外在比较的过程中也能看出他们思想也有很多的相异之处。这是因为在农村教育思潮中陶行知是从普及教育入手来认识农村教育，主张“生活改造”，他的“职业教育思想体系是与其平民教育、乡村教育、普及教育思想有密切关系的。他把职业教育看做是平民教育、乡村教育的一部分，看做普及教育的一个方面”{28}。而黄炎培是从职业教育的角度来认识农村教育，主张“职业改造”，他一生都囿于“教育救国”的思想，一生都在提倡、实验、推广职业教育，他的职业教育思想是他在几十年的教育实践中，并结合我国实际条件逐步形成的一整套的职业教育理论。
　　
　　注释：
　　{1}{5}{9}{10}{15}{16}{22}{23}{24}{25}{26}{27}田正平，李笑贤.黄炎培教育论著选[Z].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2}{4}{11}陶行知全集卷2[Z].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3}{6}{7}{8}{14}陶行知全集卷1[Z].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4}{12}{17}{18}{21}南京晓庄师范学校.江苏省陶行知研究会编，陶行知文集[Z].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
　　{5}{19}中华职业教育社编.黄炎培教育文集卷2.[Z]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第235页.
　　{6}{13}中华职业教育社编.黄炎培教育文集卷3.[Z]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第216页.
　　{7}{28}刘桂林.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思想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187页.
　　{8}{20}吴玉琦.中国职业教育史[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第一版,1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