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沈从文《长河》的创作主题】长河沈从文

　　内容摘要：人性内涵始终在沈从文笔下得到充分的诠释。随着时间的流逝，沈从文同时清醒地认识到在历史的不断演变中，完全走亲人性疏政治这条路是行不通的。政治与人性并重是其代表作《长河》所带给人的最大感受。
　　关键词：沈从文 长河 人性 政治
　　
　　在长时间创作中，沈从文一直企盼用健康纯朴的道德来与都市上流社会的虚伪怯弱相抗衡。然而随着现代文明的侵袭，新生活运动等政治因素的渗入，湘西农村原先所保有的正直朴素的人情美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唯实唯利的庸俗人生观。在关注人性的同时理性地思考政治的重要影响，是沈从文创作《长河》的重要宗旨。
　　一.“人事上的调和”
　　沈从文在他的《〈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把自己的创作比喻为建造庙宇，说“这种庙供奉的是人性。”在他的作品中，我们能领略到返璞归真，人性率直的原始民风。
　　但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是不可能始终高举人性的标尺完全超尘脱俗的。沈从文的确坚持了现代意义上的人性立场和文化精神来承继五四时期改造国民性的时代母题，但如果没有在一定程度上吸取现实政治社会的汁液，他是不可能将人性之常表现得如此深刻，从而取得“人事上的调和”。这在其代表作《长河》中表现得愈发明显，让人寻味。
　　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清醒地认识到在历史的不断演变中，完全走亲人性疏政治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因为他全身心建构理想的人生形式时，意识到了外在的政治因素对湘西世界的侵袭：“‘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政治朴素的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1]如果不揭示这种历史变化趋势，忽视政治对湘西世界的影响，那么创作是脱离时代要求而很狭隘化的。但在表明动态的社会历史之变的同时，沈从文仍然倾力表现人性之美，政治与人性并重是《长河》所带给人的最大感受。也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人性之美是伴随沉痛感慨和深深忧虑的，它不可避免或多或少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不过不可否认的是，由于自身经历的局限性，沈从文对政治的认识不够深入，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是惘然若失的沉痛感。作者寄托的“人类向上的憧憬”也使我们感到迷茫和困惑，这种向上到底朝着什么方向，也许作者都无法给出一个清晰的回答。
　　二.政治环境的抒写策略
　　长篇《长河》是沈从文抗战后的主要作品，整部小说因为具有田园诗的情调，被认为是《边城》的续篇。沈从文在这里综合了田园风味，喜剧和社会批判，暴露了农民对于政府的原始恐惧。小说主要讲的是阮水辰河流域一个盛产桔柚的地方原来生活平静安定，但在传闻中的“新生活运动”的影响下，这里淳朴善良的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个由蒋介石提倡的运动，非但没有给当地人带来幸福的希望，反倒带来了无限的恐慌和不安。在它面前，连生活殷实的果园主人滕长顺都对苛捐杂税感到无力应付，更不用说一般穷苦百姓了。什么粮赋、保安附加捐、驻防军借款、剿匪清乡子弹费，使得人们“一年收入用之于‘神’的若需一元，用之于‘人’的至少得有二十元”。因为有了“政府”和“新生活”的观照，“长河”不再拥有边城世外桃源般的宁静平和。
　　《长河》开篇第一章《人与地》描述的湘西人们的生活是那样平静美好，人是那样正直素朴。橘子只管吃不肯卖，与受了点新教育的大城市里的中产阶级们把橘子当作奢侈品和必需品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一切生活都混合经验与迷信，即使迷信也能把生活装点得不十分枯燥。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却打破了这种平静。饱经风霜、坚韧豁达的老水手满满听到“新生活”要来的消息，把它与兵荒马乱相等同。而两个乡下男人和不断询问的妇人一样，对于“新生活”这个新奇称呼，完全茫然不知所措。还是滕家桔园主人滕长顺一语道破天机：“新生活”无非是走路要靠左，上街不许赤脚赤胳膊，对乡下人只是麻烦可笑，推行不通。言语中表露着睿智嘲弄，但更显现出无奈和严峻。洞悉力极强的作者用一种诙谐幽默的笔调，暗讽了实行“新生活运动”的国民党当局。他颇具匠心地让社会中各种不同人物发言，来阐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事实也证明，国民党提倡的这场新生活运动虽然用意不可谓不好，但它面对的主体是具有根深蒂固生活习惯的的广大贫苦农民，所以必然会被历史湮没而成为明日黄花。更为不幸的是，一些地方统治者借这项运动骚扰盘剥百姓。例如驻镇的的保安队长就强买强卖滕家的橘子并垂涎夭夭的美貌。
　　由此可以看出，在现代政治的入侵下，《长河》中湘西人民所面对的社会环境显然比《边城》要险恶许多。但作者没有把政治的消极影响完全以悲剧的形式和结局呈现出来。沈从文小说的取材一般趋向平和，即使是写到像《长河》这样时代性政治性强的题材，他也有不同于一般作家的处理方法。他自己坚持认为，“神圣伟大的悲哀不一定有一摊血一把眼泪，一个聪明的作家写人类痛苦是用微笑来表现的”。[2]因此虽然小说的结尾已显露悲剧端倪，但作者依然用乐观向上的姿态极力淡化这种悲情色彩。夭夭与老水手满满的对话使人暂时忘却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痛楚，取而代之的是“好看的都应长远存在”的豁达。我们不得不感叹作者将 “新生活运动”对湘西社会惊风骇浪般的压力写得如此有喜剧意味，这需要怎样甚深的艺术功力。不管作家对现实有多么痛心疾首，他对政治的描写自始至终都是趋向稳健的，这是他一以贯之的风格。与鲁迅“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相比，沈从文笔下的政治别具特色。
　　三.人性之独特内涵
　　然而沈从文终究是一个拿着人性的尺子徘徊于现实与梦境之间，“出世”而又“入世”的作家。他在倾诉政治给湘西带来巨大影响的同时，并没有将人性束之高阁。因为他深深地爱着故乡善良的的人民，爱那朴野的、尚未被政治运动和现代文明完全泯灭的璞玉般的人性美。即便是他以悲悯的眼光去审视被强权政治压迫的“抹布阶级”时，仍然发现了他们不屈不挠的生命强力和未被完全扭曲的人性。无论政治怎么风云变幻，湘西子民朴实率真，委命于天的性格依然令人感动。
　　通过仔细观察我们可以发现，《长河》的人物设计与《边城》具有某种对应性，是一种延伸和补充，往更深层次讲就是《长河》继承和发展了《边城》表现人性的主题。从某种程度看，夭夭就是翠翠的化身，她们暗合传统的真善美，人性向善。唯一的区别是翠翠是内向文静的，常常多愁善感充满孤独和忧虑，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而夭夭是外向灵动的，一切向前看，豁达开朗。面对现代文明的冲击，她仍然同老水手满满开着天真善意的玩笑，希望他来管这个天下，这样才公平。无论是静态的翠翠还是动态的夭夭，她们依旧保留着湘西原始民性。纵使她们受到交替之中的“常”与“变”的纠缠，恩与怨的束缚，现代文明的洗刷，她们身上体现出来的至善至美的人性仍是对上流社会污浊道德风气的最有力回击。这也体现了沈从文先生浓郁的女性崇拜情结，与他作为京派作家推崇“理想女性”观是一致的。“理想女性是京派作家心中的一方神圣净土，她们是那个乡土世界中一切美好价值的象征，是作家审美理想和美好感情的寄托，体现作家创作深层的‘女性崇拜’心理。”[3]
　　作为《边城》的续篇，不光是夭夭与翠翠相对应，饱经沧桑的老船夫与老水手，为人慷慨的掌水码头的顺顺与果园主人滕长顺，这些人物的塑造都有异曲同工之妙。尽管个性稍有差异，但他们作为典型的湘西百姓的共性就是对外来压力毫不恐惧，乐观向上。作者书写他们就是直指人性中的美和善，他们不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这和弱肉强食的外部世界形成了鲜明对比。作者通过他们呼唤消失已久的善良人性和远古社会的纯真美德。与此同时，作者并没有忘记抨击诸如保安队长之流的丑恶的现代人性。正是他们使湘西人民美好的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正是他们让湘西人民沉痛感受到了昔日纯朴的人性行将失落。
　　有人认为沈从文这种关注人性的手法落伍倒退，觉得他对憨厚质朴的湘西人民的赞美是对宗法制社会的美化，对城市中产阶级的否定是对现代文明的抵制。但笔者认为他对人和生命的认识是远远高于同代人的。鲁迅也关注人性，他在《呐喊》和《彷徨》里对“老中国儿女”们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的爱是冰冷的。通过对知识分子、农民以及生活在宗法制社会里的广大妇女灵魂的拷问，提出了改造国民性这个深刻的主题，对现代小说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鲁迅剖析人性，过于注重表现病态而没有努力去挖掘美好，深度不够。冰心早期同样聚焦人性，她受***博爱思想、泰戈尔宗教哲学的影响推出了爱的哲学。但这剂药方虽然神圣但太飘渺，以至于她自己都被悬在了“天上人间的中段”。[4]而沈从文是用他积淀已久的哲学思辨去表现人性，这种思辨的思想根源，是五四以后开始的人的独立与精神解放思潮与中国传统哲学，主要是老庄崇尚自然的人生哲学，相互渗透与融会的结果。[5]这种表现方式带给读者别一样的风格和不一样的情趣，释放出一种多义的内涵。
　　综上所述，沈从文在彰显人性内涵的同时也渗透了对于政治的独到见解，使他的小说蒙上了一层朦胧的暮霭。沈从文以其独到的思想认识和艺术表现手法，展现出全新的审美尺度和道德角度，使人们对于政治和人性关系的思考更为全面深刻。
　　
　　注释：
　　[1]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7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2
　　[2]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1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303
　　[3]李玉秀.京派作家的女性观[J].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5)
　　[4]范伯群，曾华鹏.冰心评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68
　　[5]蒋泥，甲一.《沈从文卷》[M].北京：蓝天出版社，2004：82
　　
　　徐启达，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