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如何做志愿者?] 125世界志愿者日策划书

　　这些年来，大家对“乡村教育”的问题日趋关注。除了理论上的探讨之外，不少人还效仿当年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等先生的做法，纷纷“上山下乡”，以期对乡村教育有一个贴切的理解，并为这一事业做出一份自己的贡献。这其中包括乡村教育的“志愿者服务”。
　　就一般的人而言，做“志愿者”的确可以在不影响自身工作和生活的前提下，凭借我们的专业和特长，最大程度地满足我们对于社会和教育的关怀，同时也可以发展我们的心灵。不过，任何教育工作，尤其是“乡村教育”，都不是一件简单的技术操作活，它还包含着你对于教育、对于社会、对于人之发展的理解。因此，我们在热心从事“乡村教育”志愿者工作之前，不妨先问问自己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去做志愿者？
　　一般的人，在动身赴“乡下”前，脑海里即有了对“乡村”及“乡村教育”的先验式图景，这些图景，直接唤起了他的良知和责任，也激发了他从事“志愿者”教育服务的决心：
　　1．贫穷。因为贫穷，许多孩子都上不起学。所以乡村教育志愿者服务的目的之一，是“扶贫”。我们十分赞赏志愿者这一朴素的服务动机。但需要指出的是，贫穷有物质意义上的，也有精神意义上的。物质上的贫穷，在某些时候反倒是一种力量，可以锻炼人的品格。只有精神上的贫穷，才令人揪心。我的一个朋友，每年都给山区的结对孩子送去专属城里孩子的生活用品、学习用品和玩具。我小心地提醒他：这样做，未必对孩子有益，至少会使他失去某种意义的财富。贫穷与不读书间的关系，是可然的，而不是必然的。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乡村教育”定位为“穷人的教育”甚至“落后的教育”。事实上，中国的乡村，历史上“耕读”的传统不也说明了教育的发达么？
　　2.入学与辍学。我们去做志愿者的时候，总以为乡下的孩子因为各种原因而上不了学，故我们愿意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他们重返校园。不过，以“入学率”的高低来形容乡村教育、帮助乡村教育，其实是最表面的文章。按照刘铁芳先生的说法，这只是一种“教育的形式层面”的作为[1]。乡村教育的根本目标，当远非如此。当然，入不了学，总还是坏事，但我们需做的，是帮助农民具体分析他们孩子辍学的真正原因，尤其是改变他们那“不上学等着穷，上了学立刻穷”的观念。
　　3.教学设施落后。这个的确是事实，尤其在中西部地区。但当我们带着“先进的设施”去从事教育志愿者服务时，我们却在暗地里抢占了教育话语权的先头山峰。我们自以为代表了科技的最新成果，也代表了教育的最优秀理念，甚至还给他们带去了最丰富有效的教育资源。果真如此吗？别忘了，乡村有着丰厚的文化积淀，也有着独特的生活理念。先进的设备设施，可以带去一种方便和视野，但代替不了乡村教育。这是我们走入乡间前必须具有的意识，否则，这些物化的成果反而会加深城乡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隔阂。我们要做的，始终是开掘和融合，而不是对立和打击。
　　4.乡村教师素质差，教学效果低下。这似乎是我们志愿者去“扶贫”的最理直气壮的理由。不过，其中的“城市中心论”痕迹还是十分显著。其实对“什么是教学效果”这个问题，历来有争论，何况“乡村教育”与“城市教育”对“高效”的理解，未必在同一个基础上。当“城市教育”挣扎在以分数高下论“教学效果”的泥潭时，我们有什么资格去乡下“扶贫”？
　　许多时候，我们去从事乡村教育的“志愿者”，是本着对教育的热情，以及对“乡村教育”一般性的观察和理解，更是受了这一领域内先辈们的决心、做法和经验的启示。不过，在我们真正实施“志愿者服务”前，倘能透彻考察自身的动机和愿望，也许我们的工作，可以事半功倍，更具有教育的实质性意义了。
　　第二个问题：我们去哪里做志愿者？
　　这个问题的另一种说法是：乡村教育在哪里？
　　1．大多数志愿者眼中的乡村教育，往往发生在中西部贫穷落后的山区。那里的教育长期不被重视：校舍破烂，设备落后，教师奇缺，教育观及教学方法很不得当。事实上这些地区确乎需要教育力量的输入与协助，不过这一观点就本质而言，还是源于经济与文化、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造成的诸多二元对立话语。正如前文所述，乡村教育并非“穷人的教育”。事实上，在东部发达地区的农村，经济生活虽可比拟（甚至超越）城市，但其教育，依然落后。故我们选择了中西部，而不是东部地区作为我们志愿者服务的对象，是基于我们的城市优越感。我们称呼“乡村教育”这一概念时，与当年白人称呼黑人为Negro一词具有类似的心理。
　　关于志愿者服务动机中潜伏的阴暗的“施舍观”，许锡良先生有一段精辟的描述：
　　如果一边是城乡之间的种种阻隔，各种歧视政策拉大差距，一边去以“希望工程”的施舍方式去关注乡村，这只能是富人对穷人的施舍心态下的关注乡村，虽然比没有关注要好一些，但是，并不是乡村教育的根本出路。[2]
　　是的，这样的志愿者服务，只会强化中国社会的等级观念，也会在无形中打击乡村精神自建的信心。
　　2．进城务工者子弟学校。必须承认，这类学校事实上是乡村教育的延伸，或者是“城市里的乡村学校”。这是因为，这些学校的孩子虽然身处城市（严格地说是城乡接合部），但从来没有真正融入到城市的生活中去过；不仅如此，相比乡下的孩子，他们的处境尤为尴尬：他们面对的既非真正的城市生活亦非真正的乡村生活，他们“居无定所”，毫无“家”的安全感。甚至他们还受到了来自城市同龄人的奚落与排挤，来自家庭和学校对他们无缘由的“城市化”要求。因此他们心中的苦，更不堪言。不可否认，“进城务工者子弟学校”的出现，源于城乡经济、教育不公平大背景下，农民的“主动出击”与“兵临城下”。但这类学校的教育定位，实在值得关注。非常可惜的是，据我所知，教育志愿者对他们的注意力，至今尚未足够、充分。
　　第三个问题：我们如何做志愿者？
　　乡村教育志愿者服务，事实上是乡村教育活动的一种补充。即便它往往以“援助”的形式出现，它也为乡村教育带来了新鲜的思想和做法，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乡村教育在师资力量、教学设备上先天的不足。不过，在这过程中我们还是必须警惕其中可能出现的“城市化”话语侵略。就目前来看，对乡村教育的志愿者服务大概包括如下几种：
　　1．物质捐助。这是我们寄托爱心的最朴素的做法。无论是“希望小学”的建设，还是对结对孩子的助学帮助，都是以物质的形式帮助贫穷的孩子走出困境，获得教育的机会。在灾难（如汶川大地震）时期，此类捐赠往往自觉地达到高峰。物质捐助的社会意义自不必说了，但我们须考虑到受捐者的心理调适问题。
　　2．课程援助。简单地说，是我们向乡村输出教育人才及教育资源。基于对乡村教育的不同理解，所援助的课程教学也分野成三个层面：
　　（1）应试教育。虽然所有的教育志愿者在服务初期都有“素质教育”的美好愿景，但限于其自身的受教育背景以及专业视野，在实际的操作中，他们都滑向了“应试教育”的窠臼――无非他们的“应试策略”也许更加有效，更能提高乡村孩子的考试成绩。不过这一点，对于孩子而言，也算是实际的受益。需要警惕的是，无论是“应试教育”还是“素质教育”，在志愿者的服务实践中，大多隐含着城市文化的入侵。我的一个朋友在赴甘肃支教后，虽然坚持“美术、音乐、地理、历史应该还给学生”，但又感叹学生“在歌曲鉴赏上，停留于单一的草原曲调，如琅琅上口的凤凰传奇的歌曲，而对于《但愿人长久》等结合诗词的歌曲毫无兴趣。”这令我们想起当年潘光旦先生对乡村教育的批判：“三十年来普及教育的成绩，似乎唯一的目的是教他们脱离农村，而加入城市生活。”[3]志愿者所要做的，是改变这种状况，而不是强化它。
　　（2）技术教育。有人从陶行知先生的晓庄学校的乡村教育实验中得到启示，以为要阻止农村孩子的“弃农”思想，必须采用“职业教育”，即将他们“培养成一个种田成手、养猪大户、医生、兽医、司机、技工、商人等等”。这虽然将乡村教育与生产实际相结合了，但其目的，却是“想通过教育复制社会的等级性，固化农村人的心态，让农村人安心做农民”[4]，“同时也剥夺了农村孩子进入城市主流文化和走向社会上层的机会,不利于社会阶层的公平流动”[5]。对志愿者而言，这一观点无论是学理上还是实践上都不成立。
　　（3）“本土化教育”，即课程教学中坚持乡村文化与生活传统。对这一点，我个人十分赞同。首先，这样的乡村教育，可以使得孩子的学习视野，基于自身的生活环境，又延拓至对于世界的认识（即从家到国到世界），符合“融合”、“发展”的教育观；其次，这也可以使志愿者认识、体验到乡村文化中丰富的教育资源和生活资源，从而改变其城市一维论的教育观念。这或许便是刘铁芳先生提倡的“作为文化与精神事件的乡村教育的本体层面”，隐含着“对以城市化为中心的现代性价值本身的反思与对乡村生存价值理念的合理性的尊重”[6]。
　　3．阅读促进。阅读可以开拓视野甚至改变人生，这个道理是十分显见的。但在乡村，孩子的阅读的确是一个问题。我曾询问一位出版商，为何不面向农村印行一些低价而实用的书籍？他的回答令我十分尴尬：对乡下的孩子而言，再便宜的书他们也不会买，或者买不起。由此可见，推动乡村读书运动，也是志愿者服务的一种必须内容。
　　目前，对志愿者而言，促进乡村的读书活动，有以下几种办法：
　　第一，捐赠书刊。不过，非常不幸，我们所捐赠的书刊，如同其它捐赠物那样，往往不知所终；而且我们也无法得知我们所捐赠的书刊，是否对那里的孩子合适。
　　第二，阅读指导。如果不放心所谓的“爱心捐赠活动”，我们自然可以亲身躬行地指导乡村孩子的阅读活动。不过这种单枪匹马的指导，存在着不少的实际困难。
　　第三，支持乡村公共图书馆建设。乡村公共图书馆的建设，在乡村教育史上由来已久，譬若民国期间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创办的大公图书馆，就曾被誉为“民国乡村图书馆的翘楚”。这种图书馆是独立建制的，所以可最大程度上包容学生读者；另外，晏阳初在“定县实验”中采用的“巡回文库”，也是一种推广普及阅读的极好方式。[7]对志愿者来说，选择一个具有真正乡村教育情怀的图书馆，并向其捐书、参与其组织的教育活动，是极富意义的。
　　这其中，李英强、余世存等先生创办的“立人乡村图书馆”（China Rural Library）是一个典范。他们提出“立人”的宗旨是：以图书为载体，以教育为内容，立足乡村，连接城市，推广国民阅读，促进乡村教育革新。而他们的图书选择、教育活动的开展，都别具一格。因此，相比简单的“图书馆下乡”，立人图书馆更具有思想的高度和教育的针对性。
　　4．生活重建。卢安克是一位德国人，他称自己“仅仅是一名教育研究爱好者”，但他凭着对教育的理解和对孩子的爱，在广西的农村里支教十年。他整天同孩子们一起，生活、修桥、筑路。“我不是来扶贫的。”卢安克说。“如果只帮他们赚钱回来，村里得到的变化只是：不用再那么辛苦地从早到晚干活，以前的生活任务没了，可能赋予生活意义的新的任务又没有。结果，他们的心里会越来越空虚、弱和不健康。”
　　卢安克的志愿服务案例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我们不能仅仅从技术和实利的角度去建设乡村教育，否则，既改变不了他们的被边缘化的处境，甚至也改变不了他们贫穷落后的状况。
　　对于这一点，刘铁芳先生在其《重新确立乡村教育的根本目标》中曾有明确的主张。他认为对乡村教育的关注应该有三个层面：教育的形式层面，乡村教育与乡村文化的融合层面（即文化层面），以及作为文化与精神实践的乡村教育的本体层面（即人格精神层面）。“促进乡村少年与时代精神相融合的同时又保持与乡村社会的共契，就成了当下乡村教育问题的关键。”
　　乡村教育不是简单的农民问题，而是关乎所有人的。“那是一个巨大的财富，是一个宝贵的精神资源，一个提供新的想象力的创造源泉，是一个创造新的存在、新的可能性的广阔天地。”只是在乡村教育志愿者服务工作中，我们“既不能过于渲染城市取向的现代化价值理念，同时又不能过于美化乡村生活，保持现代化与乡村传统之间必要的张力。”惟其如此，“志愿者服务”才真正成为一种服务：服务于乡村，服务于教育，服务于社会，服务于所有的人。
　　
　　参考文献：
　　[1][6]刘铁芳.重新确立乡村教育的根本目标[J].探索与争鸣，2008(5).
　　[2]许锡良.我们是怎样误解了乡村教育？[J].青年教师，2008(5).
　　[3]王丽.关注我国农村教育：找回“家”“国”的支点[N].中国青年报，2009-5-3.
　　[4]王兆林.反思与前瞻：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教育[J].教育探索，2005(5).
　　[5]杨宝琰.人口空心化背景下农村教育[J].当代教育与文化，2009(1).
　　[7]张峰.民国时期的乡村图书馆[D].东北师范大学，2009.
　　（王小庆，杭州北苑实验中学，31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