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小说的整体观照】张爱玲图片照片

　　张爱玲的小说兴起于40年代繁华而腐朽的上海孤岛，是从女性视角审视都市悲欢的新市民小说，兼具古典性与现代性。张爱玲小说的古典性表现在其题材与结构方面。张爱玲的小说基本上都取材于日常家庭生活，着意于通过世俗男女婚恋的离合曲折，沪港两地男女间千疮百孔的经历，表现人性的脆弱黯淡与生命的无常和人生的虚无。而其构造故事，设置人物又深受《红楼梦》的影响，以中国古典小说为根底，从题目到叙述风格，都有极强的市井小说的色彩，往往于日常细节不厌其烦的描述中，揭示生活与生命实相，极易为中国读者所接受。但张爱玲的小说又是现代的，且不说其小说中的现代生活方式对中国日常家庭生活的渗透与改变以及这渗透与改变中对人物心灵的挤压；更为重要的是，张爱玲在表现人物心理与感情时，往往于传统的语汇和手法中融合意识的流动，能在叙述中运用联想，使人物周围的色彩、音响、动势，都不约而同地富有映照心里的功用，充分感觉化，造成小说意象的丰富和深远，深深的烙下了西方现代派的痕迹。
　　很显然，古典性与现代性的和谐统一，使张爱玲的许多小说既具有人性开掘的深度，又富有市民日常生活的广度，是雅俗共赏的文学精品。
　　具体说来，张爱玲的小说主要有这样几类：其一，通过以港沪两地男女间千疮百孔的经历为切入点，揭示日益金钱化的都市旧式大家庭的丑陋，表现或挣扎或沉沦于这丑陋大家庭中生活的萎败与人性的荒凉。张爱玲看到了中国都市人生中新旧交错的一面，即都市生活方式已经发生现代的改变，但人们的习惯、观念仍然是传统的。她所提供的，正是处于现代环境下依然顽固存留的中国式封建心灵的文化错位。如其成名作《倾城之恋》中华侨富商范柳原享受着现代物质文明，却于偶然的大变动下娶了旧家庭出身的、离婚再嫁的白流苏为妻。《封锁》是一篇关于人们在都市邂逅的“寓言”：都市的一切都带有陌生、临时的性质，而于陌生、临时的环境中，人性的真实与生命的原生渴求迸发出来，但不变的永恒的是家庭与社会的凡俗虚假的伦理要求，陌生、临时的环境一旦消失，这伦理的封锁又露出了狰狞面目，没有人可以脱逃。其二，从市民家庭的窗口来窥视城市舞台日日演出的浮世悲欢。张爱玲总能以女性的视角让人物用各种方式回到家庭。家庭是永恒的原点与终点，而都市不过是个人生命中的过客。如《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保，《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年青时候》中的潘汝良，一个个无不是都市人生的失败者，他们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与飞扬的都市之子相对，是一些软弱的凡人，是现代都市人的主体，他们最后总是回到家庭之中去，尽管这家庭倍极寒冷凉薄。在都市与家庭的夹缝中，世俗男女于婚恋离合的演出中，人性的脆弱黯淡显露无余。其三，描摹女性痛苦挣扎的轨迹，谱写女性人生的悲歌。张爱玲是极其了解生活在新旧夹缝中的女性生存处境的，女人所处的环境，所受的压力，有旧家庭内的冷漠眼光，有命运的拨弄，更有来自女性自身的精神重负。《金锁记》中的七巧用自己的青春，用受尽大家庭的欺辱，来换取一面沉重的金枷，这金枷既压制了她的情爱，也泯灭了她的人性，别人毁坏了她的一生，她又变本加厉的毁坏了儿女的一生。七巧所展示的是中国妇女破碎人格中最为惨烈的图景。不独七巧如此，在张爱玲笔下，似乎一切女性都是不幸的，同时也是他人不幸的内在动因。她们或无可奈何地匍匐在男性情欲的大网之下，一生只顾与人搭配家庭，使临时的组合婚姻成为女性的全部婚姻（《连环所》）；或写女人全面人格――妻性、母性、情人性的难以实现（《红玫瑰与白玫瑰》）。这类小说往往是张爱玲最成功的作品，具有极强的心理开掘与人性表现的深度。其四，刻画日常生活的凡庸琐屑，着意挖掘在生活重负下的变态心理，塑造变态人格，揭示生存处境的悖谬与颓败。《金锁记》中七巧的变态心理令人触目惊心，这种变态人格的形成正是其生活环境的悖谬体现。《心经》中的许小寒，《茉莉香片》中的聂传庆都有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变态人格。
　　张爱玲的小说题材极为狭窄，一般都离不开日常生活的描摹与男女婚恋的抒写，然而，由于其着眼于人性的挖掘与人生感受的刻写，使其小说具有了超越性的审美品位，读者从中感受到的往往是普遍的人生况味。
　　汪红星，教师，现居湖北仙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