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易佩绅《诗义择从》对朱熹诗论的批评:朱熹易经本义

　　 内容摘要：本文介绍了易佩绅《诗义择从》四卷的成书背景和主要内容，简要分析了《诗义择从》对朱熹诗论的批评，从而揭示了该书在《诗经》研究史上的地位和价值。 　　 关键词：易佩绅 《诗义择从》 朱熹 诗论
　　
　　 一.易佩绅《诗义择从》的成书背景
　　 《诗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秦时称《诗》，或取其篇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五经之一，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
　　 《诗序》（分为大序、小序），是附列于《诗经》每篇前面解说诗篇意旨的一般说明。据徐有富先生考证，《诗序》是层累地造成的，每首诗的篇题、章句数、原序，为周朝列任太师所写，鲁国太师，特别是师挚，起了很大作用。孔子也曾为《诗》三百篇的整理工作做过贡献。而西汉的毛亨、毛苌，则在前人的基础上根据当时政治斗争形势的需要，将《诗序》修改、加工成了《毛诗序》，东汉的卫宏为《毛诗序》做了定型工作。
　　 《诗序》是关于《诗经》意旨阐释的传统观点，宋代大儒、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打破盛行千余年的《诗序》的束缚，试图从诗篇本身中探求其原意，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通俗简明的《诗经》读本――《诗集传》，因而引起了宗序、驳序两派的长期争论。
　　 驳序者一般认为《诗序》出于汉人之手，穿凿附会之处极多。《诗序》列在诗篇前面，本身就会造成“未读经文先读诗序，序乃有似诗人所命之题，而诗文反若因序而作”（《经义考》吴澄语）的误解，再加上经师们把《诗序》说成是孔子、子夏等圣贤所作，当作解诗的依据，这些都导致诗篇本身的含义反而被遮盖、歪曲了。宋代郑樵首先作《诗序辨》，剥除了《诗序》的神秘色彩，指出它不过是经师们的一种解说。朱熹进一步考证，辨析《诗序》得失，明确提出摈弃《诗序》解诗的传统，只从诗篇之中探求本意。
　　 元仁宗延佑年间行科举法，《诗》用朱熹《集传》。明代沿习此法，胡广等奉敕撰《诗经大全》，颁为法令。自此朱熹诗论成为士子解读《诗经》的标准。顾炎武曾慨叹“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因为《五经大全》大行之后，应举与经学研究成为两件事，使得从经学角度钻研《诗经》走向衰微。
　　 清代考据学盛行，学者多考证“文字孳生通假之故,古书传写改易之迹”,以探究诗义，例如姚际恒的《诗经通论》，对于自汉迄明的解诗之作以及汉、宋两派的是非功过，作出评论总结，认为“汉人失之固，宋人失之妄,明人失之凿”,可谓切中要害。
　　 二.易佩绅及《诗义择从》简介
　　 易佩绅（1826-1906），字笏山，一字子笏，湖南龙阳人。生于清宣宗道光六年，卒于德宗光绪三十二年，年八十一岁。易佩绅是咸丰八年（1858年）举人，此后，他从军于川、陕间，积功授任知府，官至江宁、四川藩司。易佩绅个性耿直，性好负气，敢作敢为，史称“敢任事”。在蜀地做官期间，他与丁宝桢因事产生隔阂，“不相能”，后赖王�运从中调和才为解。光绪十年，他以援台湾而去。其后，易佩绅尝从郭嵩焘、王�运宦游各地，晚年从苏州藩司任上退隐还乡。乡居期间，他潜心《诗经》研究，问学随园（清代诗人、诗论家袁枚），有《两楼诗钞》、《文钞》、《词钞》传于世。
　　 易佩绅自幼好学，尤好《诗》。少儿时即在家塾读《诗朱子集传》。后到都城参加举人应试，得到《诗》篇《序》及《毛传》、《郑笺》、《孔疏》等书的实传。宦游期间，也不忘收集资料，得到各家诗说40余种。从苏州藩司还乡后，潜心数年，勘比各家《诗经》解释，得《诗义择从》四卷。全书按《诗经》原篇目编排，只录篇《序》和各家经文解释，于篇末以“案”的形式提出自己的见解。
　　 三.易佩绅《诗义择从》对朱熹诗论的批评
　　 （一）指出朱熹诗论中的谬误
　　 《桃夭》《序》：“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则男女以正，婚姻以时，国无鳏民也。”《序辨》：首句非是，其“男女以正”以下得之。
　　 案：朱子谓《序》首句非是者，盖男女以正云云为文王致之，不得谓后妃致之也。愚谓此诗正义在“之子于归”之宜耳。其为宫闱风化所感而宜者，后妃之所致也。男女以正，婚姻以时，自是文王所致，然非此诗之本义。《序》盖推衍之耳。朱子但取其所推衍者，而不究首句之正义，似朱子反�耳。至《序》谓不妒忌，则男女以正云云，以文王之化而专归于后妃之所致；以后妃之所致，而专由于不妒忌，诚为迂泥。故成氏伯瑜、苏氏辙皆专取《序》首句而不取推衍者，谓推衍者非出一人之手，理或然也。朱子反专驳首句，则又异矣。
　　 《终风》《序》：“卫庄姜伤己也。遭州吁之暴，见侮慢不能正也。”《序辨》：此诗有夫归之情，无母子之意。若果庄姜之诗，则亦当在庄公之世。而列于《燕燕》之前，《序》说误矣。《集传》：庄公之为人狂荡暴疾。庄姜盖不忍斥言之，故但以“终风且暴”为比。
　　 案：《序辨》以“遭州吁之暴”为误，且并以“庄姜之诗”为误。而《集传》仍以为庄姜之诗，何也？谓“若果庄姜之诗，当在庄公之世，而列于《燕燕》之前”，然如《集传》所谓庄姜之诗，以《终风》比庄公，则当在《燕燕》之前。如《序》谓庄姜遭州吁之暴，此其所以列于《燕燕》之后也。《序》于《日月》篇已谓“遭州吁之难”，亦以其在《燕燕》之后也。朱子横一废《序》之成见于�中，遂自相矛盾而不觉也。
　　 《风雨》《序》：“思君子也。乱世则思君子，不改其度也。”《笺》：喻君子虽居乱世，而不改其节。
　　 案：此《序》最得诗意之深也。毛、郑皆善为发明之。毛但就首章二句参数字而训之。本句�明，而全诗之意俱括。郑卒章之《笺》亦然，皆得简远之致。朱子以为淫奔之诗，误矣。
　　 （二）纠正朱熹诗论中的偏见
　　 《卷耳》《序》：“后妃之志也。又当辅佐君子，求贤审官，知臣下之勤劳。内有进贤之志，而无险�私谒之心，朝夕思念，至于忧勤也。”朱子《集传》：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赋此诗。
　　 案：朱子以为后妃思文王，而谓此诗之《序》首句得之，余皆附会之凿说，是谓后妃只以思文王为志耳。然�如《集传》之说，则以“陟彼”为后妃自陟，“我马”、“我姑酌”、“我仆”，皆后妃自我，亦觉未安。或者谓文王陟也，“我马”、“我姑酌”、“我仆”，皆我文王也。惟“嗟我怀人”，则后妃自我耳。
　　 《木瓜》案：《毛传》引《孔丛子》也，其载孔子读《诗》，所叹美者“二南”也，墉之《柏舟》也，卫之《淇奥》、《考盘》及此篇也，郑之《缁衣》也，齐之《鸡鸣》也，魏之《伐檀》也，唐之《蟋蟀》也，曹之《下泉》也，豳之《七月》、《东山》、《狼跋》也。小雅之《鹿鸣》、《彤弓》、《无羊》、《节南山》、《蓼莪》、《四月》、《裳裳者华》、《采菽》也。此篇与“二南”及诸美善之篇并称，亦可见朱子以为“男女相赠答之辞”未审矣。
　　 《白华》《序》：“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国化之，以妾为妻，以�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为之作是诗也。”《笺》：褒姒，褒人所入之女，姒，其字也，是谓幽后。《序辨》：幽后字误，当为申后。刺幽王也。《集传》：硕人，亦谓幽王也。
　　 案：《郑笺》以幽后为褒姒，是也。盖�黜申后，则立褒姒为后也。朱子以为误，似未审也。朱子以“之子”、“硕人”皆谓幽王，亦未尽惬也。愚谓《序》言“刺幽后”者，正一篇之大旨也……
　　 （三）批评朱熹论《诗》好为异论
　　 《宾之初筵》《序》：卫武公刺时也。幽王荒废，�近小人，饮酒无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武公�入，而作是诗也。
　　 案：《集传》谓卫武公饮酒悔过而作此诗，从《韩诗》也。愚谓自汉以来，立《毛诗》而废三家�有定论矣。何卫武之诗必独从韩乎？大抵人心好异，凡书之通行，�久无异议者，则乐得有异议以新之。其已废之说，实无理者，则虽复援引而人不尽从之。惟其亦近理者，则乐得而从其异也。如卫武公饮酒悔过，此最近理者也。自修之士，尤所乐闻也。故从之者，不独朱子也。朱子岂亦不免于好异哉？则由取其自修也。然刺时之义为长，而文亦较顺。
　　 《汉广》《序》：“德广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国，行乎江汉之间，无思犯礼，求而不可得也。”《序辨》：此诗以篇内有“汉之广矣”得名，而《序》者谬误，乃以“德广所及”为言，失之远矣。
　　 案：《序》所谓广，非�取篇名之广也。两字适相值耳。朱子每摘《序》之一、二字以讥之，而实无关于事理之得失者，此类是也。
　　 《无衣》《序》：“美晋武公也。武公始并晋国，其大夫为之请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诗也。”《疏》：其大夫为之请，而作是诗以美之。
　　 案：朱子谓武公负弑君篡国之罪，深以此《序》之美武公为病。然《孔疏》固已谓为其大夫美之，非序者美之也。
　　 易佩绅的《诗义择从》兼列数家之说，去经传诸家浮游之辞，取其精要之实。尤其是他对朱熹诗论的批评，更见其深厚的学养和朴实的学风。无论从选材还是从内容来看，确是一本不错的《诗经》读本，对我们了解和研究诗篇主旨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1]徐有富.《诗序》考[J].中国韵文学刊,2008,(01).
　　 [2](清)易佩绅.诗义择从.四库未收书辑刊.北京出版社.1997年影印出版.
　　
　　 方鹏，军事经济学院基础部讲师；宋朝群，军事经济学院训练部参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