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与管理 仁众管理

　　提要：管理的目标定位是人不是物，这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特点，而这一特点是孔子尊定的。如果说，西周的礼治强调社会管理，那么，孔子开始强调人格培育，后来中国的管理都突出育人而淡化事功，就是礼冶和仁政的人性化延展
　　关于孔子的仁，众多学者从思想史、哲学史的角度进行过讨论，但从管理角度讨论的寥寥无几。事实上，儒学对后世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国家管理表现出来的，其中的核心观念就是“仁”。从管理思想史角度而言，孔子是仁政和善治的祖师。仁与管理的关系，反映在以下方面：
　　一、管理的目标定位：培育君子
　　孔子继承了周公“不谈物质”的传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治国理家不能追求物质的富有，而要着眼于君子的养成(需要指出，《论语》中有富民、节用、足食等言论，但其重要性排在道德之后，而且是作为道德修养的铺垫而存在)。《论语》一书，有大量的君子小人之辨，说明孔子特别警惕小人而崇尚君子。
　　“仁”包含了君子应当具备的各种美德，所谓君子，应当成为仁者。但是，应然不等于实然，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仁者已经罕见。孔子自己就感叹道：“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也许有，但太少见。即便是君子，也不一定就能坚守仁德。“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宪问》)类似的感叹还有“知德者鲜矣”、“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卫灵公》)等等。
　　正因为仁者的稀缺，孔子很少给别人“仁”的评价。子张提出：令尹子文三次出仕无喜色，三次罢免无愠色，算不算仁者?孔子的评价是“忠”：陈文子因为当政者无道，放弃家产出走，算不算仁者?孔子的评价是“清”；他们统统都不是仁者，“焉得仁”!孟武伯让孔子评价自己的弟子是否具备了“仁”。孔子的评价是：子路“千乘之国，可使其治赋也，不知其仁也”；冉求“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公西赤“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包括孔子期许“可使南面”的仲弓，有人说他“仁而不佞”，而孑L子仍然说“不知其仁，焉用佞?，，(《公冶长》)可见，在孔子眼里，能够在品行上达到“仁”的人，太少见了。值得注意的是，孔子说到自己，也认为不敢当“圣”与“仁”二字，只不过是在不断追求罢了。“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而已矣。”(《述而》)由此可见，孔子所说的仁者，本质上是一种可以不断趋近却极难达到的理想人格。只有君子才有可能接近仁者，所以，管理的目标就是培育君子，引导君子向仁者努力。
　　那么，前文提到孔子曾经以“仁”评价子产和管仲该如何理解?笔者认为，区分这两个“仁”字，正是解读《论语》的奥妙所在。由于《论语》的语录体脱离了具体情境，准确理解孔子的原意，需要根据上下文和语气指涉还原对话场景。孔子谈论子产和管仲之仁，是针对他们的功绩而言，没有涉及两人的品德，而谈论令尹子文、陈文子以及他的诸位高徒，针对的是个人品德而非政绩。所以，子产和管仲具有“仁”行，但不一定具有“仁”德。在另一处论及子产的地方，孔子就只承认子产是君子，回避了“仁者”。“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公冶长》)
　　管理的目标定位是人不是物，这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特点，而这一特点是孔子奠定的。如果说，西周的礼治强调社会管理，那么，孔子开始强调人格培育。后来中国的管理都突出育人而淡化事功，就是礼治和仁政的人性化延展。
　　二、管理的基本方法：惯习养成
　　君子的培育通过学习进行。对于学习，孔子有独到的见解。他强调学习的自主性，反对填鸭式的灌输和强加。“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说出了学习的本质。正是这种自主性，可以小心翼翼地避开“己所欲，施于人”的强制陷阱。对于统治者来说，把握权威的强制性和诱导性的边界十分重要，这里面包含着现代管理理论中“权威接受论”的思想闪现。翻遍《论语》，即便是对学生的呵责，也没有强制因素。例如孔子对宰予昼寝发出的“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的恶评，只是出于一种恨铁不成钢心态，充其量是说从此以后要听其言而观其行，也没见孔子把宰予开除了。反过来，《论语》中循循善诱的教导则随处可见。因此，孔子的仁学虽然有着可能带来强制外推的漏洞，但他自己对强加于人是有所警惕的。儒学运用权力强制，是从汉代“独尊儒术”以后开始的。
　　学习不仅仅是书本，更重要的是行为上的相互影响和潜移默化。所以，孔子对邻里选择和朋友交往有相当多的论述。从管理学的观点看，孔子倡导的是一种有意为之的非正式组织。例如，“德不孤，必有邻。”(《里仁》)“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里仁》)“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晏乐，损矣。”(《季氏》)后来的“孟母三迁”，就是孔子择邻思想的具体实现。按照当今西方的组织理论，非正式组织是自然发生的，有意为之的只能是正式组织：而正式组织是具备结构形态的，无法以层级部门结构表述的肯定是非正式组织。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的融合，一直到巴纳德才得到了学理上的说明。孔子的思想显然没有现代组织理论的逻辑性和严密性，他只是从社会生活中感受到了“有意为之”和“松散群体”二者的可结合性，为培育君子营造人际氛围。在这里，可以看到当代管理中强调“团队”的历史渊源。
　　孔子所说的潜移默化的学习，已经具备了“惯习”特征。尽管“惯习”这一概念是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予以理论说明的，但我们从《论语》倡导的君子养成方式中不难看出“惯习”的先秦经验版。布迪厄把惯习解释为“既持久存在而又可变更的性情倾向的一套系统，它通过将过去的各种经验结合在一起的方式，每时每刻都作为各种知觉、评判和行动的母体发挥其作用，从而有可能完成无限复杂多样的任务”。惯习使“集体个人化”和“个人集体化”，赋予人一整套“性情倾向”(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君子的养成，无疑是通过惯习实现的。以当今的组织行为理论与孔子的君子养成实践互证，可以发现，孔子的择邻、交友等论述，就是古代改变人们性情的一套系统，它通过整合经验并感知、评判和行动，将群体中的个体变为君子，将个体的君子扩展到群体，奠定了内圣外王的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