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高职教育论：公司社会责任思想演化的视角_梅奥人际关系理论

　　摘要：生态文明观照下的公司社会责任思想的演化，必然落脚于绿色责任，而绿色责任与绿色高职教育会在影响与反影响中实现共生共赢。“绿色职业+绿色技术”的科学而动态的组合，就成为构建绿色高职教育新体系的根本基石，前者代表着新方向，肩负着新使命；后者则彰显新的核心竞争力。
　　关键词：公司社会责任；绿色职业；绿色技术
　　作者简介：熊惠平（1963－），男，湖北人，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教育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08）04-0022-03
　　
　　一、绿色责任：生态文明观照下公司社会责任思想演化的必然落脚点
　　
　　公司社会责任是人类文明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根据当时社会的道德准则和规范，对企业的一种期望和要求，涵盖经济责任、慈善责任、伦理责任和环境责任四大内容。其思想发端于西方发达国家。
　　西方国家最初的企业并没有社会责任的意识。其存在仅仅是为了赚钱。古典经济学的诞生，有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它将企业的功能几乎等同于企业的社会责任。这种认识较准确反映了在经济发展初期，社会对企业的期望。实际上，这是企业在自由经济的利润最大化原则下，自动地或无形地履行了社会责任；或者说，企业以经济责任承担了社会责任。当历史脚步进入18、19世纪，由于西方国家经济成长的不平衡性以及慈善的传统美德性，慈善责任被认为是企业重要的社会责任。现代的公司社会责任思想，则最早出现于20世纪初的美国：工业化进程和现代大公司的出现，挑战自由经济的经典原则而产生。公司社会责任概念由克拉克于1916年最早提出后，1953年经“公司社会责任之父”鲍恩的《商人的社会责任》一书得以正式构建，后经卡罗尔于1979年提出的著名的“社会责任―社会问题―社会响应”三维模型得以体系化扩展。90年代的研究成果表明，公司不仅要对股东负责，还要对其相关利益者（顾客、雇员、社区等）负责。1999年，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提出的“全球契约”九项原则，从劳动保障、人权保障和管理体系三方面，要求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在当代，人们对经济不断增长本身的期望边际效用递减，而对生活质量有了更高追求；同时，人们对这种增长带来的“副产品”――环境污染、由于增长不平衡所引发的诸多社会矛盾，有了更切实体验。正基于此，公司社会责任进一步扩展到教育、公共健康、就业福利、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等伦理的和环境的责任。
　　追寻上述演变轨迹发现：第一，社会责任思想演化总是聚焦于现代公司是否应当承担社会责任这个核心，即回答一个简单但本质的问题：公司是谁的公司。正如自由经济大师弗里德曼坦言的：它是一种颠覆性的学说，是一场认识革命。第二，公司社会责任思想总是与它所处的历史阶段如影随形，并被不断赋予新时代内涵；或者说，其演化折射出社会文明的进程。第三，环境或绿色责任逐渐成为反映文明进化成效的“主题词”。工业革命前的原始文明和农业文明，尽管已存在环境问题，但总体上人类是在敬畏中保持着与自然的相对平衡，公司社会责任思想只是萌芽；工业革命后的工业文明是一把“双刃剑”，其负效应的突出表现就是日益严重的环境破坏问题，这使得环境责任思想成为公司社会责任思想不可或缺的部分。21世纪以来的后工业化时代，以全球变暖为集中表现的世界性环境危机，引发了关于“盈利与责任”的审慎思考，使环境责任思想走上了前台，并化作旨在构建全球生态文明的绿色实践，从而必然使环境责任构成社会责任的极其重要内容。韦多克的“三重底线”――包含了赢利能力、社会关注和生态持续性的综合衡量方法，就将公司的环境目标和社会目标与财务目标并列，反映了对环境保护、社会公平和经济发展的承诺。当下的公司公民新时代，公司公民通过将公民的概念从个人延伸到公司，对公司社会责任思想加以继承与突破，从一种自愿行为发展为公民观下的公民即整个生态大环境的企业对社会的义务。
　　可见，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实质，就是在约束与激励的互动中，实现盈利与责任的动态平衡、和谐共进；而环境责任实际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的外延，是一种软竞争力。至此，公司社会责任思想的演化，就必然落脚于公司的环境责任即绿色责任。
　　
　　二、绿色责任与绿色高职教育：影响与反影响中共生共赢
　　
　　梳理上述脉络，斯特龙伯格的名言――任何一个时代都有一种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影响着思想和表达的所有领域，是最精辟的概括。同样，这种“时代精神”也深刻影响着教育领域，特别是在“人―自然―社会”的复合生态环境中，它影响着教育的可持续成长。同时，教育又反影响于绿色责任思想的完善、环境技术的革新和环境制度的建设。
　　因此，公司社会责任思想的演化史，还是环境技术和环境制度的形成与变革史。人类在现代文明发展的进程中，必须正视和解决两大环境难题，一是人类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即环境技术问题，二是人类在使用生态环境资源时所遭遇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环境制度问题。其核心是厘清环境技术创新与环境制度的关系，并寻求其最佳结合点；总起来说，环境制度与政策要为技术创新的绿色化“保驾护航”。另一方面，在技术水平既定条件下，不同的制度安排会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强调政府干预的庇古手段和注重市场机制的科斯手段，其长久的纷争表明，对政府干预和市场机制并不能简单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两者都存在一定的有效的和失灵的区域。既不能完全摆脱政府又不能全部依赖市场的现实选择，则诉求于制度创新和新的社会机制重塑。因而，生态社会建设既需要政策与法律手段的“硬”约束、经济手段的刚柔并济的约束，又需要教育与社会道德规范的“软”约束，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三足鼎立的有机联动。显然，教育机制构成新的社会机制的重要内容。
　　同样，无论是完善绿色责任思想，还是破解环境技术与环境制度难题，都离不开职业技术教育机制。因而，“绿色”就成为一种处于市场经济最前沿的、以职业发展为方向的、以技术为核心竞争力的、以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宗旨的高层次的教育的关键词，成为绿色责任国际潮流的时代话语；而“绿色职业+绿色技术”的科学而动态的组合，就成为构建绿色高职教育新体系的根本基石。在此，绿色责任与绿色高职教育之间共生共赢。于是，就建立了公司社会责任思想演化与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内在联系。
　　
　　三、绿色职业：高职教育的新方向和新使命
　　
　　黑格尔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这是指要有真正的大学精神。遗憾的是，大学似乎始终陷于了身份迷失的境地：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旷日持久的冲突，归于“象牙之塔”与“社会责任”之间的抉择，核心是“无用”与“有用”、目的与手段之争。在文明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成果而教育又是文化制度的重要基石的思路指引下，以“自然文化或人文文化→科学文化→生态文化”所形成的“原始文明或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的背后，是“人文教育→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并存以致为后者所主导→回归后的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有机整合”的变迁。作为一种以构建“人―自然―社会”复合生态系统为主旨的文化伦理形态，生态文明是在全球公司公民时代和国际绿色责任浪潮中，形成对于大学精神重塑和教育持续发展的全新挑战。而“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走产学研合作之路”的高职教育，又该做出怎样的时代回应呢？同样能够担当先进文化传承与建设重任的高职教育，必须以服从并服务于绿色社会实践活动、适应并满足绿色工作需要为新方向、新使命。
　　职业的基本涵义，或指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或指一种社会分工及其具体化即工作岗位。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分化和整合，职业生活逐渐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居首要地位的实践活动；职业活动的经济性、技术性和社会性，使之成为综合反映社会成员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经济状况、文化水平和思想道德水准的指示器。作为直接瞄准职业及其生涯发展需要的较高层次的教育，高职教育成为社会成员获得职业身份或职业资格的一种社会化过程和必要手段，从而自觉和不自觉地贴近市场与社会的最前沿――只有与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服务密切相关才具有持续生命力。显然，在“象牙之塔”与“社会责任”的抉择中，高职教育更应肩负时代责任――“绿色职业”的新话语，正是高职教育以科学化的人文教育与人文化的科学教育的有机整合而满足生态社会建设根本要求的客观反映。“绿色职业”本质上是一种绿色社会实践，其变化发展由该实践活动包含的诸要素之间的矛盾运动决定；而“绿色职业”的载体或实现形式就是绿色工作机会或岗位。人类为应对环境的变化所做出的努力，对于高职教育是挑战，更是机遇：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与社会的转型，其创造的大量绿色工作机会，大大提升了高职教育的发展空间。高职教育惟有投身绿色实践活动并捕捉绿色工作机会，才能在应对产业与社会的绿色变革中，实现绿色新崛起。
　　为此，第一，将塑造学生的绿色精神、培养其绿色理念、提高其绿色素养放在首位。这实质是基于生态文明建设新语境的人文教育。第二，引导和帮助企业树立社会责任意识，以建立对于环境责任的“公司良知”。引入“良心效应”和“黄金律”是有效途径。“良心效应”是指对于任何一个外部性事件的产生，良心都或多或少地发挥作用。当外部事件的产生者给他人的福利带来不利影响而且不给予补偿时，“良心效应”就会降低自身的整体福利水平。为此，不妨进行社会准则教育，其具体内容就是“黄金律”教育。它的基本描述是：要产生外部的经济性（有利于或不损害他人），不要产生外部的不经济性。第三，在教育和教学制度的设计与安排上，如专业和课程的设置与整合、师资的引进与培养、考试和考核方式的改革、招生和就业与市场的“无缝对接”等，都要将“绿色”一以贯之。绿色高职教育的广度和力度体现在对不同学业背景学生的“绿色”全覆盖上：将以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和资源可持续利用等为主要内容的生态建设，渗透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等综合性的教育和实践环节，成为受教育者生态德性培养、知识素养提高和技能训练的基础平台。这种“渗透”是“科学+人文”基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融合，是通过人力的提高和人性的提升，培养具有社会良知的职业人而服务于具有“公司良知”的企业的最好诠释；这种“渗透”又是技术的绿色化过程，是绿色技术的应用与推广者在“人―社会―自然”系统中不断成长的过程――绿色技术就成为高职教育新的核心竞争力。
　　
　　四、绿色技术：高职教育新的核心竞争力
　　
　　在上述“原始文明或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的背后，其实还运行着另一条线，即“经验技术→理论技术→绿色技术”的发展路径。不妨沿着这条线，对一种以技术为核心竞争力的较高层次的职业教育做出解读。
　　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就是一部技术发展史。工业革命以前，“技术”是指艺术和手工技术，是来自生产或工作的实践体验的经验技术。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内涵出现了第一个转折：随着生产的复杂程度和精确度的较大提高，技术已内含了逐渐增多的智能技巧。技术内涵变化的第二个转折则是理论技术（科学技术）的出现。随着与科学相关的技术的兴起，技术进步的广度、深度和速度都大有提高――科学与技术的有机结合催生了技术的科学化。另一方面，社会发展也使技术的内涵从物质性领域走向了非物质领域，从而兼具物质实体形式和精神智能形式。因此，现代技术是为社会生产和人类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服务的，供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物的物质手段、精神手段和信息手段的总和。然而，单纯的理论技术固有的特质以及身处商品经济旋涡的时代局限性，却造就了两种“人”：科技革命将人变成了“技术人”；而商品经济又使人变成了“经济人”。于是，一种塑造全新的“社会人”的技术――绿色技术，就应运而生了。绿色技术是在生态文明的观照下，在“技术+绿色”的组合中，实现作为具有功利倾向的技术与作为具有社会责任的绿色的有效对接。这里，绿色技术不是对科学技术的否定，而是其完善或更高阶段，即绿色化的科学技术。它昭示着高职教育必将以绿色技术作为新的核心竞争力而实现新的成长。
　　为此，第一，要充分发挥高职教育应用与推广绿色技术的优势。高职院校虽劣于绿色技术的原始创新或自主创新，但却优于具有“中转站”的功能。若沿着知识传播的线性模型，普通高校承担了大部分的技术创新任务，则这些新技术随即被传播到了工商企业，并由此形成新产品和新服务的任务就由高职院校来完成。高职院校通过对这种创新技术的应用和转化，架起了绿色技术市场化和社会化的桥梁。这正是产学研合作的最好体现。第二，要在绿色技术的应用与推广中，重“深”轻“淡”。深绿色技术即指包括末端治理技术、清洁生产技术和绿色产品技术在内的广义技术；淡绿色技术则仅指末端治理技术。高职教育要在“绿色技术→绿色生产→绿色产品→绿色营销→绿色市场”的生态链中，确立自身的定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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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课题《“刘易斯区间”下的“三段式”工学结合的机制与对策：浙江高职发展的新解读》（07Z55-G），本文为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