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四大前后陈独秀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中的共产国际因素 无产阶级革命家100排名

　　[摘 要]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这一问题的提出与作为党的主要负责人的陈独秀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是分不开的，也与共产国际的影响分不开的。
　　[关键词]中共四大；陈独秀；领导权；共产国际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2)09-0022-03
　　一、党的四大召开前陈独秀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中的共产国际因素
　　（一）从五四运动到党的一大：“劳工神圣”。从五四运动到党的一大，陈独秀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初步形成。在五四运动以前，陈独秀就已经认识到由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领导的“俄罗斯社会革命”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1]五四运动后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一方面，陈独秀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同情工农大众，赞同“劳工神圣”的口号，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地位和历史使命；另一方面他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使之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在实践中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他认为世界上“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将工人阶级看成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看成社会的‘台柱子’。”[2]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尚未成立，但是共产国际已经开始对中国革命产生影响。早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来自旅俄华工联合会的负责人刘泽荣就在大会发言中说：“共产国际已宣布为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而斗争”。“本国际是俄国共产党创立的……这个党获得了中国人民最真诚的感情。”[3]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首次来华，并在上海会见了陈独秀等人。维经斯基介绍了共产国际和俄共（布）的情况，并就中国革命问题交换了意见。陈独秀对俄国式工农革命建立平民政府的革命路径素来向往，因此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陈独秀等人便积极投入到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创建工作当中。
　　（二）从党的一大到党的三大：矛盾与转变。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共产国际在思想上、组织上和人员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关键的指导和帮助。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还明确规定要“联合第三国际”。[4]但是，这并不表明，中国共产党就完全接受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和指挥。根据包惠僧回忆，“马林按照第三国际当时的体制，认为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计划应在第三国际的统一领导之下进行”。而陈独秀不同意马林的意见，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尚在幼年时期，一切工作尚未展开，似无必要戴上第三国际的帽子，中国的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特别提出中共目前不必要第三国际的经济支援，暂时保持中苏两党的兄弟关系，俟我们的工作发展起来后，必要时再请第三国际援助，也免得中国的无政府党及其他方面的流言蜚语，对我们无事生非的攻击。”[5]
　　1922年党的二大在上海召开，陈独秀执笔的大会《宣言》指出香港海员罢工等运动，“足够证明工人们的伟大势力”，工人运动“将会变成推倒在中国的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领袖军。”“大量的贫苦农民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是可以保证中国革命成功的。”大会还强调了在同全国革命党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联合战线时，必须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应集合在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旗帜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6]党的二大后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充分显示了无产阶级的强大力量和坚强的战斗力。但是，“二七”惨案后，共产国际和陈独秀对工人运动的发展及其前途作了悲观的估计，使党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认识出现了曲折。马林认为“中国的劳动运动太软弱无力，实际上等于没有。中国共产党是人为的组织起来的……因此，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集中自己的力量改组国民党，在国民党内工作和发展国民党……全国的工人都必须参加国民党。”[7]在“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马林路线指引下，陈独秀在1923年4月发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中，错误地认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是资产阶级，它的胜利是资产阶级的胜利，无产阶级只能“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这就是“二次革命论”的由来。在此基础上，陈提出“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其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8]1923年6月，党的三大在广州召开，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的决议》，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在陈独秀和共产国际错误估计的影响下，党的三大未能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直到国共第一次合作正式建立以后，陈独秀的错误认识才基本上被纠正过来。
　　（三）从国民党一大到中共四大：联合与斗争。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标志着国共党内合作的正式建立。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以后，国民党依靠共产党员在工农群众中的组织和领导作用，壮大了国民革命运动的力量。尽管如此，由于两党在意识形态以及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存在分歧，两党在合作的过程中也存在着矛盾与斗争。陈独秀对国民党依靠一派军阀反对另外一派军阀、组建“三角联盟”，而不是依靠工农开展革命运动的做法提出批评，他致函国民党领袖，并在《向导》等报刊上发文建议国民党走工农革命的道路，指出“只有全国工人、农民、兵士之联合的大暴动，才可以破坏全军阀阶级的军事实力，才可以惊醒帝国主义者条约神圣的迷梦……”并建议国民党“回到革命同盟会的时代，毅然决然下全党动员令‘到民间去’……组织工人、农民、兵士的大民众，不断的为这些大民众自身利益而奋斗……”[9]
　　二、党的四大期间陈独秀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中的共产国际因素
　　早在党的三大召开之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中就曾提出“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10]党的四大即将召开的前一个月，维经斯基在给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信中指出四大的“中心议题是党渗透到城市工人群众中去的问题……同时，代表大会应该找到把群众集中和组织起来的各种方式。”[11]维经斯基建立群众性政党的思想是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指示的发展，也为中共四大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奠定了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