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我国职业补习教育研究

　　摘要：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职业补习教育作为一种教育形式传入我国，经过职业教育提倡者的探索，渐渐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职业补习教育制度，文章从职业补习教育内涵、制度、类型、课程、编制、管理和师资等几方面对民国时期职业补习教育的基本情况和相关问题进行了评述，以期能对相关研究提供帮助。
　　关键词：民国；职业补习；教育
　　
　　职业补习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的事实，萌芽于鸦片战争之后，而作为一种教育形式正式出现在官方文件中，始于１９１０年颁布的《实业学堂章程》。《实业学堂章程》规定：“……实业补习学堂章程，共分二种：一为艺徒学堂，注重实施实业补习教育，招收贫穷子弟，分为半年至二年的速成科与三年至四年的完全科；一为实业补习普通学堂，兼施实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招收初等小学以上之毕业生，是为实业补习教育，见于政令之始。”{1}（注：政令指政府颁布的法令）
　　在黄炎培“大职业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职业补习教育渐渐和平民教育融合，对民国时期提升国民素质、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甚至抗战的胜利都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本文主要以民国时期相关原始文献为依据，对该时期职业补习教育的内涵、制度、类型、课程、师资、考核等主要问题进行考察，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应的评述。
　　
　　一、职业补习教育的内涵
　　
　　职业补习教育，原称实业补习教育，是从实业教育的称谓演变而来。1921年以后，实业教育改称职业教育，实业补习教育随之改变，称职业补习教育。随着民国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职业补习教育的内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民国二年颁布的《实业学校规程》第六章中对实业补习学校的定义是：“实业补习学校，为已有职业或志愿从事实业者，授以应用之知识技能，并使补习普通科学。”从上可知，职业补习教育的施教对象为已有职业或志愿从事职业者，教学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为应用之知识技能，一为普通科学文化知识。而顾树森认为职业补习教育是“欲使已有职业之徒弟，再补习关于职业上相当之教育，莫如实业补习学校，现今世界各国对此等学校最为注重。”{2}着重强调职业补习教育施教对象为已有职业者。1917年10月召开第三届全国教育会议与全国实业学校校长会议，一致认为，对无力升学之小学毕业生应设职业补习科，对已在职业界服务之徒弟、雇工等应设职业补习学校。直到1925年，职业补习教育的内涵都没有大的变化。1925年，鉴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日渐萧条，职业补习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就业越来越困难，于是黄炎培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把职业教育的重心转向职业补习教育和民众教育。此后，职业补习教育空前发展，职业补习教育的内涵逐渐扩大，施教对象逐渐扩大为全体民众，施教内容也开始从重视普通的和职业有关的知识和技能转向职业知识技能和民众文化教育相结合。职业补习教育开始从单纯地照搬西方的办学模式逐渐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
　　1933年《职业补习学校规程》规定“曾受相当识字教育年在十二足岁以上者”均可接受职业补习教育,门槛更低,范围更广。江问渔认为：职业补习教育，利用工余时间来参加有组织的职业补习教育，以提高职业者的理论和技术。如：若乡村施行农民教育，若采用活动补教方式，使之同时做、同时学。从定义上看，职业补习教育基本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变化的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它的施教对象和内容在最初的基础上是逐渐扩大的。1944年，针对在抗战期间大多数青年因为战事或经济影响而未能完成预定之学历的情况，以及战后建国工作的需要，而颁布《补习学校规程》，至此，职业补习教育和民众文化补习教育融为一体。因此，可以说，职业补习教育的内涵变化过程是在借鉴西方办学模式的基础上逐渐本土化的过程，是单纯的职业补习教育向基本文化知识补习和职业技能补习相结合的过程。
　　
　　二、职业补习学校的制度沿革
　　
　　（一）制度模仿时期
　　1909年以前，为职业补习教育酝酿之始，开办职业补习教育的相关政策还没有正式形成。就在这年，两江总督端方奏《请创设职业补习学校折》称：“各国大高中小学校，系统秩序不紊，固必于学校直系以外，另设专修预备之科，为补习地也。”此为职业补习教育首次出现在官方的文献中。宣统二年，清政府颁布《实业补习学堂章程》，职业补习教育首次以制度的形式出现在官方的政令中。1913年，教育部颁布《实业学校令》，把艺徒学堂视作乙种工业学校。同时还颁布了《实业学校规程》七章计十六条。其中对实业补习学校的种类、校址、科目、授课时间、入学资格、教员和设备等都作出了规定，但在具体的管理实施上也留有伸缩的空间，例如科目的设置可因地制宜。民国十七年，全国教育会议通过学校系统案，规定小学修了以后，得施行相当年限之补习教育，并规定各地应设中等程度之补习学校。在这个时期，职业补习学校的制度和实施办法完全是对西方发达国家制度和办法的移植。
　　（二）制度本土化时期
　　民国二十二年，国民政府颁布《职业学校规程》，规定“职业学校得酌量情形，附设各种职业补习班。”另外，各地方政府、行政机关、私人或团体还可视地方需要，举办各种旨在培养某项专业技术人才的短期职业培训班，招收初高中毕业生，并且把学生入学门槛降低为“曾受相当识字教育年在十二足岁以上者”，这标志着中国职业补习教育从借鉴欧美日等办学模式开始转向本土化。民国二十五年五月，教育部颁布《各省市推行职业补习教育办法大纲》，把职业补习教育的办学主体扩展为大学、农工商等专科学校、职业学校、乡村师范学校、中学、师范学校以及中学师范之有特殊劳作设备者。大学以及专科学校应该举办高级职业科目补习班，或短期职业训练班。并且规定少部分办学主体办理职业补习教育属于推广事业，办理之班级和数量视学校设备之容量定之，各校办理之补习科目，必须要与本校原来的科目性质相同。职业补习教育从制度上看，已经开始逐步和中国国情相结合，例如办学主体的扩大，施教内容和办学形式要因地方制宜等。
　　（二）独立制度时期
　　民国三十年以前，职业补习教育缺乏统一的规程，大都是以二十二年颁布的《职业补习学校规程》作为参考，大部分私立职业补习学校更是任其“自生自灭”。民国三十年春，教育部鉴于补习教育之重要，颁布“补习学校规程”与二十二年颁布的并行。民国三十二年7月，鉴于职业补习教育和普通教育之间界限不明晰，而且两个学制并行多有不便，把上述两个规程合并，改定为《补习学校规程》。该规程的目的是培养建国所需要的各类人才，补救受到战事或经济影响而辍学或未能入学之青年。该规程比以前的更全面，其中第十二条规定“补习学校不收学费，但得酌收讲义费，职业补习学校并得收实习费，均须呈经主管教育行政机关核准”，这是以前没有的。民国三十五年，教育部制定并公布《补习学校规则》，把补习学校分成初、中、高三级,使补习教育在国家法规层面形成了一个与正规教育并行的独立体系,并具有主管教育行政机关颁发的学历资格证明;第二年，《补习学校法》则以法的形式赋予补习学校与正式学校同等并行的法律地位,而且明确规定,补习学校学生可以同等学历投考与原补习学校程度相衔接之正式学校,在补习学校与正式学校之间搭起了沟通的桥梁。这些法律规定正式确立了有中国特色的职业补习教育制度,标志着西方职业补习教育中国化的完成。
　　
　　三、职业补习教育的类型和课程
　　
　　（一）学校中设职业科。这种办法是在小学校和中学校中设职业补习科目，目的是“使毕业于国民学校而不能升学者入此科补习修业年限一年或二年，毕业后即可出外谋生焉。”{3}根据地区差异，该类学校又分为两种，即城市和乡村两种。在城市注重商业和工业，在农村注重农业。课程大致分三类：普通科、职业科和实习科。普通科是公民科、国文、算术、体操，职业科则是根据地方情形来开设。课时数随年级的变化而变化。在高等小学校中，增设职业科，培养不升学之生徒的职业技能，其中普通科的比重比较大，还增设英语、理工等科目。在大学和专科学校中，也得根据需要设置职业科目补习班或短期职业训练班，对已有职业者予以高深学科之补习。
　　（二）职业补习学校。这种学校分都市和乡村两种，都市注重工商两种，农村注重农、林、畜牧业等等。课程分为普通科、职业科和实习三大类。根据地方的实际需要而开设，比如有河流的地方可以增设水产科，宜养蚕的地方开设蚕桑科等。在实业补习学校中，职业科的比重明显大于普通科。
　　（三）在普通中学增设第二部。针对毕业后不能升学的学生找工作很困难的情况，因此提议在普通中学中增设职业科。普通中学校得从第三年起设置职业科，主要是农工商三科，有的中学则是在第二年或第一年就增设职业科，“如江苏省立第四中学校所设之第二部即其例也。”{4}授课时间得根据中央规定，每周最多可以增加5小时。
　　（四）女子职业补习科。女子职业补习科得附设于小学校内，有全日制和半日制两种形式。课程分普通科和职业科。职业科主要是家事、裁缝、烹饪等，根据地方的情形，可以适当增减。如在城市之区，则可增加刺绣、编物、造花、花边等科。在农村之地方则可授园艺、养鸡、养蚕等科。女子职业补习学校注重实习，修业期可分为一年或两年毕业。
　　（五）工厂劳工职业补习教育。这种职业补习教育主要是在工厂里开办，“一方面施以补习技能教育，一方面指导其生活，并代谋生活福利的增进，”{5}课程的设置则根据各厂的实际情况而定。同样分普通科和职业补习科目，普通科目是增进其文化知识，而职业科目在于发展职业技能，为提高生产服务。
　　（六）农人补习教育，“村间重心，在乎年壮有生产能力之农夫农妇。所以乡村学校，不但要教育农家子弟；且要注意于农民之教育。”{6}根据中国当时的社会状况，中国农人有80�以上是文盲，因此，开展对农民的补习教育尤为重要。农人补习教育的课程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文化补习教育，一为职业补习教育，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农人补习教育的开办形式和课程设置灵活，比如，有平民问字处、图书馆、体育场、阅览室、演讲厅、讲习会、耕作示范会、谈话会、娱乐会和比赛等形式对农人进行教育。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创设江宁县沙洲团乡村农业学校为例，“本校之职业课程不宜固定，应就当地农业情形以为变通，如当地农家以种稻为最多，则本校之职业课程悉注意种稻。”{7}这种灵活多样的课程开设方式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对提高中国农人的生活水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四、师资
　　
　　从职业教育开始兴起以来，师资问题是一直困扰着教育提倡者和办理者的难题，而职业补习教育的师资更难解决是因为职业补习教育老师待遇低，多在夜间授课，而且学生的程度参差不齐，没有一定耐心和资历的老师是很难胜任的。因此，职业补习教育倡导者和办理者们一直把师资问题的解决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来抓。常道直认为教师应该“具备的条件：（一）有专门之教育学识。（二）现实从事教育。（三）确以教育为业。”{8}要获得达到这样标准的老师，确实很困难，因此，潘文安针对具体存在的师资问题，提出了解决的办法。他认为：（一）优良教师来源。在较大的职业学校中开设师资训练班，对理论优良的学生，加强技能训练，对技能娴熟之工匠，加强理论训练。（二）如果厂店中无专门教师，应由商会及工会中议决各厂店专聘教师办法。（三）关于教师薪水低的问题，有商会及工会议定一个标准，令各厂店执行。（四）商会及各工会联合大厂店之股东、经理、议定教师进修办法，以此促进教师继续学习。（五）对于学校出生的教师和厂店出生的教师各自的优缺点问题，应有校长组织牵头两类教师共同讨论，以求取长补短。{9}而对于农人补习学校的师资，则由农校培养或小学教员兼任。
　　为聘请到合格、优良的教师，各补习学校均还积极邀请职业界资深与热心人士充任教师，有的学校还制订出严格的选聘程序，以保证师资质量。如第四中华职业补习学校拟定的“选聘教员条件为：兼课不多，且能热心负责；学识丰富；教学技巧与经验丰富；有一定社会阅历。凡合此条件者，均可由本校深知之人介绍，到校谈话，认为合格，给予登记；需要时通知到校，试行上课，每日一小时；经考查满意正式致送聘书；上课一学期，确能胜任愉快，且为学生欢迎而富有民族意识及服务社会兴趣者，次学期即可续任。”{10}在20世纪40年代，还倡导从补习教育中培养师资，把参加补习教育的工农群众中有毅力、有上进心的青年培养为补习教育的师资和干部。这样的师资解决办法尽管有些粗糙，在现在看来不甚妥当，但是在民国时期大众科学文化知识极端落后而且工商业不发达的背景下，大大地促进了职业补习教育的发展。
　　
　　五、成绩考核
　　
　　职业补习学校学生与其他学校学生在各方面都存在着差异，因此，成绩的考核方式不能照搬别的学校的考核办法。从时间上看，分平时由教员举行的临时试验，和结业时的结业试验。从成绩的类型上来说，分学科成绩和工作成绩，杨卫玉认为，学科成绩是表面上的成绩，而工作成绩才是实在的成绩，对于学科成绩，考试要注重平时的口试，也可以用简单的笔试，宗旨是不能让学生感觉考试是一件繁重的事。而工作成绩的考查，应该注重平时调查观察，要联合各界的上级职业机构，学校还要按时进行访问或通过专涵询问的方式，了解实际工作情况，随时指导，优则褒扬，劣则矫正，不能为了考试而调查，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或改进工作效率。在今天，尽管职业补习教育的名词已经不复存在，但在当今的职业教育考评系统中还能发现它灵活的考核方式的影子，例如，现在流行的成绩考评通常是由实际操作成绩加笔试成绩。
　　
　　六、评价与思考
　　
　　（一）职业补习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职业补习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形式，首先来源于对欧美日等国家办学模式的移植，是建立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商业和民众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文化知识的基础上的。而在近代的中国，尽管资本主义工商业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民众的基本文化知识和当时的发达国家相差甚远，就是工商业的发达程度也和当时的发达国家存在很大的差距，因此想通过直接借鉴发达国家的办学模式注定是要失败的。但是，在职业教育倡导者和办理者的大力鼓吹和他们的辛勤探索下，职业补习教育从民国初纯粹的借鉴和模仿中不断和当时中国的国情相结合，逐渐本土化，到形成有中国自己特色的职业补习教育体系，从最初的重视职业知识和技能补习发展为重视职业知识技能和民众基础文化补习教育相结合，从初期重视工商业补习到注重占中国当时社会80%的农业人口的农业知识技能和基本文化知识的补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提高了民众的文化水平，为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战后的重建工作。
　　（二）职业补习教育对教育界的影响。近代中国，尽管已经废除了科举制度，但科举制度却深深扎根在人们的心中，一系列学制的出台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当时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人们的思想上还是存在着“学而优则仕”的落后观念。再说，由于中国当时是典型的小农经济，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0%，他们已经习惯了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从思想上根本没有感觉到接受教育的需要。经过职业教育人士的探索，职业补习教育从城市逐步转向农村，给农民生产带来了实际的好处，而且又不耽误农人的生产，提高了农人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兴趣，为民众教育的发展做了很好的铺垫，当全社会都形成了一种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氛围的时候，反过来又推动了普通教育的发展。战后，职业补习教育更是以它灵活的办学方式满足了在抗战期间失学或根本无法接受普通教育的年轻人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需要，从而填补了普通教育留下的一个缺口。
　　（三）职业补习教育对职业教育的影响。民国的“职业教育可分为三种,曰特设之职业学校,曰普通学校分设职业科者,曰职业补习学校。”{11}在民国初期，由于世界其他大国家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放松了对中国的控制，因此，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职业学校培养的人才能充分就业，也很受社会的欢迎。一战后，帝国主义又加强了对中国的控制，致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陷入困境，职业学校培养的学生“毕业即失业”。在这种背景下，以黄炎培为首的职业教育倡导者们渐渐感觉“使无业者有业”这个目标已经无法实现，因此他们致力于第二个目标的实现――“使有业者乐业”，当职业学校不景气的时候，职业补习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职业教育形式更加适合当时中国的国情，所以说，职业补习教育是近代中国职业教育系统中必不可少的成分，适应了民国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它可以说是真正属于中国自己的职业教育。
　　尽管职业补习教育以它独特的方式为近代中国的发展作出了不小的贡献，然而，由于当时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不稳定，许多地方的职业补习学校缺乏可操作性、教材、合格的教师和经费等，这些都严重制约着职业补习教育的开展，以抗战期间中华职业教育社举办的职业补习学校为例，“设科均以当时当地的需要为标准，以职业技能科为主，辅以国文科和数理化科。但是所授的职业技能，关于农业的没有，关于工业的较少，有电机、汽车机械、无线电等。另外十分之八皆为簿记、文书、会计、外语等属于商业和机关工作的科目，这样一种比例，是为旧中国行业畸形发展而工农业萎缩经济现象决定的。”{12}商业科目之所以较多，是因为商业和机关工作科目的补习教育不需要很多的设备，师资相对也要容易找，而工业则需要设备和技术人才，农业也是师资比较难找。
　　
　　注释：
　　{1}蒋致远.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三册[M].宗青图书出版有限公司，641.
　　{2}顾树森.我国设施职业教育之方法[J].中华教育界1918―1920年,第7卷,第6期,第6页.
　　{3}顾树森.我国设施职业教育之方法[J].中华教育界1918―1920年第7卷，第6期，第1页.
　　{4}顾树森.我国设施职业教育之方法[J].中华教育界1918―1920年第7卷第6期,第10页.
　　{5}江问渔.职业教育的演进及展望[J].中国建设,（1946）第3卷,第4期，第105页.
　　{6}过探先・改良乡村学校实施办法之商榷[J].新教育第9卷,第1、2合期（1924年），第182页.
　　{7}记者・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创设江宁县沙洲团乡村农业学校缘起及简章[J]・中华教育界1921，第10卷，第6期，第63页.
　　{8}常道直.教育专业论中[J].中华教育界1925，第14卷12期，第2页.
　　{9}潘文安.中国目前职业师资之实况[J]・中华教育界1935，第20卷，第3期，第71页.
　　{10}汪光华.民国时期中华职教社对职业补习教育的探索与推广[J]・职业技术教育（教科版），2006(10).
　　{11}汪光华.论职业补习教育的中国化及其启示[J].教育与职业，2007（24）.
　　{12}黄嘉树.中华职业教育社史稿[Z].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167.
　　
　　参考文献：
　　[1]汪光华.论职业补习教育的中国化及其启示[J].教育与职业，2007(24).
　　[2]汪光华.民国时期中华职教社对职业补习教育的探索与推广[J].职业技术教育（教科版），2006(10).
　　[3]汪光华.民国学者对职业补习教育的理论研究[J].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5，4，(2).
　　[4]汪光华.近代职业补习教育的理论研究[J].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4,(3).
　　[5]李华兴.民国教育史[M].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6]蒋致远.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三册[M].宗青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7]蒋致远.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九编[M].宗青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8]江问渔・今后中国职业教育究应如何改进［J］.中华教育界，民国37年9月15日，V2，NO9）.